王坤森，1932年出生于杭州。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醫學院）退休教師。

講述 王坤森

主筆 牛牛

01 深夜別人熄燈睡覺，我出門了

我今年90歲，耳朵有點背了，但眼睛還很亮。我的背也駝了，但我還能走夜路。

這是一個下雨天。晚上10點，窗外飄著小雨，老伴已經睡著了。

我悄悄來到客廳，穿上套鞋，戴上手套，出門。

雨點落在自行車棚上，滴滴答答作響。我推出三輪車，套上一件玫紅色的雨披。

我帶了個舊臉盆，翻垃圾的時候，我用它扣住三輪車坐凳不被淋濕。

走出小區，往北50米，路邊擺著8個垃圾桶，這是我的第一個“據點”。

我拿一根鐵簽，敲敲桶里的垃圾袋。我耳朵不好，聽不清聲音了，但憑我多年的經驗，靠手上的感覺，就知道袋子里有沒有好東西。

一個白色的藥盒，是今天的第一個收獲。

一位穿著廚師服的年輕小伙，提著一個大黑色垃圾袋過來，丟在垃圾桶邊。

我打開一看，里面有裝調料的塑料大瓶，還有裝雞蛋的紙殼。

不一會兒，三輪車已經裝得滿滿的。

我蹬上三輪車，在午夜的城市里穿行。潮濕的路面，倒映著昏黃的路燈。

幾家夜宵店還在營業，里面有許多年輕人在喝酒，吃夜宵。

餐廳老板知道我要來，已經把紙板和飲料瓶放在門邊，等著我來收。

深夜，是別人熄燈睡覺的時候，我出門去撿垃圾。我這樣做已經10年了，無論刮風下雨。

02 父親帶我大街上撿煙頭

我父親是鐵道岔工，在杭州臨平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鐵路工人集體罷工。父親沒了工作，家里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

1939年，母親感染了日軍投放的傷寒，不到一個月就走了。

母親去世后，家散了。大姐和父親大吵一架，離家出走，再沒回來過。二姐回了上虞老家，12歲的哥哥去海寧做學徒。我和父親在臨平相依為命。

1939年，我7歲，本該是上學的年紀，看到其他孩子有書讀，我非常羨慕。

我父親一米七不到，身材消瘦，穿著一件藍色的長褂。為了活下去，父親每天帶我到臨平的街上，撿別人抽剩下的煙頭。

煙頭撿回家，把沒抽完的煙絲抽出來，再買點土煙絲，混合在一起，卷成煙卷，再去街上售賣。賣一包，可以賺一毛錢。

一毛錢是我一天的伙食費。能買一把苞米面。

實在沒東西吃了，就去人家的豬圈里，撿別人喂豬的蠶豆，洗干凈煮來吃。

臭氣熏天的泔水桶，我們也去掏。有時能掏到活命的食物。

11歲，我才去上小學。

我穿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條短褲，光著腳，去臨平中心小學報到。

學校老師說，不能光腳，不能穿背心。

家里窮得叮當響，買不起鞋，買不起衣服。我一年四季光著腳，睡覺前，腳用冷水沖一沖就上床睡覺了。寒冬臘月，兩只腳長滿了凍瘡。

03 這輩子吃的最香的一盤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在杭州安定中學（現杭州第七中學）讀初一，拿著小紅旗到城站火車站，歡迎解放軍進城。

11月24日，杭州市團委讓我去浙江省軍區機要訓練大隊報到。

機要訓練大隊在六公園邊上，我從來沒去過。中午，我從學校出發，沿著解放路一路走一路打聽。找到大隊時，天已經黑了，我又渴又餓。

接待我的解放軍戰士，二十多歲，一米七的個頭，戴著一頂棉布軍帽。

我填完表格后，他很關心地問我：“餓不餓，有沒有吃飯？”

我搖搖頭。

他帶我去食堂找炊事員，給我炒了一份胡蘿卜炒肉。

這是我這輩子吃的最香的一盤菜。

我們安定中學有三個學生去省軍區報到。其中一個報到了，后來沒去。另一個，待了兩個月跑了，只有我留在了部隊。

部隊給我飯吃，還教我文化知識。這么好的日子啊，我做夢都想不到。

我在機要訓練大隊學習了8個月，分配到舟山岱山縣22軍64師191團1連當文化教員，教戰士們識字讀書，戰士年齡基本都比我大。

我的津貼是一斤肉，一包煙，我把這些都節省下來，坐船去上海，買了11本新華字典，回來送給戰士們，一個班一本。

1952年，我去上海，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射炮兵學校學習。1954年畢業，分配到長春軍事學校當教員，后來到吉林豐滿水電站505團當參謀。

我在部隊待了29年，立了三次三等功，軍銜是上尉。

1978年，我轉業到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醫學院）當老師。我組織學生軍訓，給學生們上國防軍事課。

學校里有許多交不起學雜費的學生，我拿出工資，一點點補助他們。

學校操場（右下角白衣服是我）

1993年，我退休，和老伴住在杭州潮鳴寺巷。

部隊對我的培養，我始終記在心里。我是一個兵，愛國愛人民。就算退休了，我也要做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1983年，總參動員部，南京軍區，浙江省軍區來學校視察，我后排左一

04 我的心被擊中了

2012年10月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書桌前看報紙。

有一篇“希望工程”的報道，上面有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小女孩，穿得臟兮兮的，眼睛大大的，手里還握著一支鉛筆。

孩子清澈、純凈的眼睛直直地望著我，我的心被擊中了。

我感受到小女孩對學習的渴望。上不起學，太罪過了。

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到報社。

我說，我想幫助孩子上學，有沒有上學困難的孩子，幫我聯系一下。

幾天后，我接到一個“139”開頭的電話。

電話里是一位年輕女性的聲音，她說自己姓裘，是報社的記者。

裘記者說，衢州常山有個女孩，叫玲玲，今年高考考了607分，是學校文科班超過重點分數線的四個學生之一，但家里比較困難，交不起學費。

玲玲的父親患小兒麻痹癥，靠低保金生活。母親每天踩三輪車賺錢，為了給孩子湊學費，她每天早上7點就出門工作，一直到深夜。

玲玲家有一只1米2高、2米長、1米寬的木箱，里面裝滿了她從小學到高三所有的課本、參考書和筆記本，她視若珍寶。

我聽了玲玲的情況，說：“沒問題，這孩子我來資助。”

掛掉電話，我找來紙筆，寫信給玲玲，祝賀她考上大學。我沒有智能手機，去銀行匯了1000塊錢給女孩，作為她考上大學的獎勵。

我在信里承諾，接下來每個月會給她一筆助學金。

我既然決定了幫人，就得誠心。不能今天高興給就拿1000塊，明天不想給就不給了。

我退休工資6000多塊，是我全部的收入，能保證自己的生活。

如果沒有額外收入的話，我能幫的就比較有限了。而且除了金錢，我也希望在精神上，對孩子們有所傳遞。

我想起童年拾荒的經歷。

撿廢品這件事，對社會而言，是做垃圾分類，節約資源，對我而言，賣廢品賺來的錢，還可以幫助困難學生。

這年年底，我就推著三輪車出去撿廢品了。

垃圾桶打開，里面有各種東西，收音機，硬紙板，銅的水龍頭，塑料瓶……

它們沒有分類，就被丟進垃圾桶里。如果我不把他們撿出來，它們就被燒掉，或者填埋了，這是資源的嚴重浪費。

撿垃圾時，我一點不覺得苦，不覺得累。我在幫國家節省資源，幫困難的學生上學。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老伴很支持我，她幫我一起撿，看到空的塑料瓶，廢紙板，都撿回來給我。

05 我不想搶他們的飯碗

我住的小區，附近有很多拾荒者，都靠這個為生。我有退休工資，我不想搶他們的飯碗，所以我都是晚上去撿廢品。

有一次，夏天，凌晨1點，我在鳳起苑門口翻垃圾桶。

有位打扮洋氣的女士過來，和我說：

“大爺，我下班回來，經常看到你在撿垃圾，你都這么大年紀了，還要撿垃圾，家里遇到什么困難了嗎？我可以幫助你嗎？”

我說：“不困難的。我是浙大老師，撿垃圾為了幫學生上學。”

她拿出100塊錢塞給我，說要支持我。

她姓季，是做會展工作的，黑龍江人，經常加班到深夜。每次碰到我，她都要給我一些錢，幫我一起資助學生。最多的時候，一次給了我五百塊。

還有位姓葉的姑娘，麗水人，三十多歲，也住在鳳起苑。

她把小區里的廢品收集起來，晚上11點，到路邊等我，把廢品一起拿給我。后來，她搬家了，臨走前還給了我一些錢。

附近還有不少鄰居，也對我很好。天氣冷的時候，給我帽子，給我手套。天氣熱的時候，送我礦泉水，送我水果。

我家對面的“石浦小海鮮”，是一對夫妻開的。從我第一年撿廢品開始，他們每天都會把飲料瓶和紙板整理好，放在店門口，等著我去拿。

有人問我，大晚上出門撿垃圾危險嗎？

我說，我沒有遇到過危險，我遇到的都是好人。

還有一次，凌晨2點，我三輪車裝滿，準備回家了。路過泰和苑門口時，我看到路上有一包東西，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下車，撿起來一看，發現是一個黑色皮包，里面還有一部手機。我站在原地等了很久，一直沒等到失主回來拿，我把它帶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9點，失主來電話了。我說，你來拿吧。

失主是位中年男人，他說丈母娘住院，他昨晚醫院回來時，把包弄丟了。

得知我午夜撿廢品，是幫助貧困學生。他拿出一千塊錢，說支持公益事業。

我收下錢，在我的筆記本上登記上：1000元。每一筆好心人的捐助，我都會記得清清楚楚的，不差一分錢地，轉交到貧困學生手上。

06 老朋友從美國打來電話，很激動

2016年，玲玲大學畢業了，我還想繼續資助孩子。

我想到了市團委，當年是他們把我送去部隊，才有我今天的生活。我聯系了市團委，說我是大學退休教師，想幫助孩子上學。

團委答復說，他們沒這樣的機構，但可以幫忙聯系。

2017年7月，浙江省青少年基金會給我電話，說他們那有個女孩子，考上大學了，但家庭困難上不起學，女孩是常山縣一中的。

太巧了，玲玲也是常山縣一中的。我很高興，馬上答應了下來。

8月16日下午，天氣炎熱，氣溫三十多度，街上的空氣都熱得扭曲了。

我坐公交車，從潮鳴寺巷趕去文二路，去青少年基金會交錢。

我沒有智能手機，錢都是紙幣，一張一張，皺巴巴的。5000塊錢，厚厚一沓了，我用一塊手帕把錢包起來，放進包里。

下午3點，我來到基金會。

工作人員問我：“錢是養老金，還是兒女孝敬的？”

我說：“這些錢，大多是我晚上撿破爛掙來的，一個月掙三百多，為了湊5000塊錢，我拿我的養老金補上了些。”

工作人員驚訝地看著我，辦公室里十幾位男女同志都圍過來，有幾位眼泛淚光。

我交了錢，就回去了。

沒想到，當天晚上7點，記者就來采訪我了，問我白天是不是去捐款了。

我說是的，捐了5000塊錢，我特別叮囑他，發稿的時候，不要寫我名字。

我不上網，也不知道網上發生了什么。19日晚上，我老朋友從美國打來電話，他很激動，第一句話就是：“老王，你上網了！”

我很詫異，說：“上什么網？”

他說：“我網上都看到了，你在資助大學生，對不對？”

我說：“啊！我和記者說了的，幫我改個名字。”

我叫王坤森，記者把我改成了“王伸森”。

老朋友說：“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了，你做了好事，還跑得了嗎？”

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在做的事，來捐錢。2021年，中大集團捐了一萬塊，浙江大學幫我設立了“王坤森助學金”，每年幫助一位困難學生。

大家和我一起幫助困難學生，我是非常歡迎的。

捐助結對卡

07 我種的無花果，和蜜一樣甜

早在2006年，我就開始種花。

我家住在一樓，窗戶外是花壇，花壇對面是家飯店。晚上，吃夜宵的人出來就在花壇里大小便，丟垃圾。花壇里臭氣熏天，植物死光。

我和社區說，這塊花壇我來管。

我買來一批“一丈紅”（蜀葵），沿著花壇種了一排。第二年夏天，“一丈紅”開花了，窗口望出去，紅的黃的，一株株豎立著，成了一道鮮花屏風。

我種“一丈紅”可不止一丈，能長到二樓陽臺。

路過的朋友們看到，都要拿手機拍兩張照。我窗口成了攝影點了。

飯店里吃夜宵的人，看到這么美麗的花朵，也不好意思往里丟垃圾了。

有鄰居朋友覺得喜歡，想拿一些回去種，我開始育苗。第一年，送出去50盆。第二年，送出去80盆。都是免費的。

美人蕉開得正盛

開始助學后，我在邊上豎個牌子：先生們，女士們，美麗的鮮花，喜歡可以拿去。我在幫助孩子上大學，獻點愛心吧，一塊也行，五塊也行。

每位拿花的朋友都會給，多的五十塊，一百塊。

社區有位姓郭的工作人員，她經常幫我打字，復印資料。

她想問我要一盆滴水觀音。我說，經常來麻煩你，這盆植物送給你。

她不肯，一定要給我100塊錢，讓我捐助給大學生。

我種的曇花開了，我和老伴把花搬到外面，和路過的朋友們一起欣賞

我還種了幾棵無花果樹。無花果結了很多，我送給附近的孩子們吃。

街上水果店賣的無花果都是紫色的。我自己種出來的無花果，是黃色的，和蜜一樣甜。無花果還有抗癌作用。

我不抽煙不喝酒，每天就幾件事，種花，種果樹，撿廢品，生活規律又充實。

無花果又結果了

08 純潔善良的心，是無價之寶

我從2012年開始拾荒，資助大學生，到今年滿10年。

這10年間，我只休息過二十天。2013年，哥哥在上海去世了，我去了一天。去年4月，我心臟動了個手術，休息了兩個星期。

除此之外，無論刮風下雨，大年初一、中秋節，我都沒停下過。

我粗略算了算，我一個晚上，能撿50斤廢品，多的時候有100斤。10年下來，有100噸廢品了，不算其他，光賣廢品的收入有幾萬了。

滿滿一車廢品

今年3月，浙江海洋大學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資助學生。

我說，好的，沒問題。

我一共資助了7個孩子，5個已經完成學業，開始工作了。兩個還沒有畢業，一個是浙江大學的，一個是浙江海洋大學的。

去年，我心臟動手術。我是浙江醫學院的退休教師，在浙一動手術，我們的醫生技術很好，做完之后，沒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動過手術之后，我晚上10點出門，12點前就回來了，不多跑了。

我資助的這些學生，經常給我寫信，打電話。玲玲是我第一位幫助的大學生，她畢業后回到家鄉，成了一名鄉村教師。

她在給我的信中寫道：

“爺爺，我一直記著您的話，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工作崗位上，我堅持每天早早地到達辦公室，關心學生的身體情況，幫助學困生鞏固知識。我希望自己所做的努力，可以幫助孩子學習更多知識。”

玲玲在網上看到我幫助第二個學生時，她每個月從工資里拿出200元，給那位困難學生。

我讓她不要寄了，她家條件本就不好，應該先把自己生活穩定了，再去幫助別人。

孩子們給我寄的每一封信，每一張照片，我都珍藏著

我的筆記本用了好多年，封面上顏色都已經磨光了。翻開第一頁，最上面抄寫著一段話，是我在文匯報上看到的：

“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有價格，可以用金錢去換取，唯有一顆純潔善良的心，是無價之寶。”

（編輯 木木）

我和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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