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傳統中醫作為我國的國粹，在中國醫學史甚至是世界醫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千百年來救治了無數人的性命。
而道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本土宗教，從東漢末年開始已經陪伴中華民族將近兩千年的歷史，見證了歷代王朝的興衰。
這兩者看似都在自己的領域熠熠生輝，并沒有多大的聯系。但實質上，從雙方誕生之日起雙方便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本土道教，同根同源
道教的創建和改造時間，大概是從東漢張陵創教開始，到魏晉南北朝為止。在這一大的歷史時期背景下，根據道教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特點，大致又可細分為兩個歷史階段。
兩漢是道教思想的始創階段。
這一時期道教思想的主要特點：一是以道家思想、易學等為理論基礎；二是把道家思想神學化、宗教化，實現了其向宗教思想的轉變；三是形成內養和內外丹兼修的修道原則。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道教從早期原始的民間宗教向比較成熟的官方正統宗教演變的重要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通過道教學者對學理的闡發和修道實踐的發展，使道教思想的內容得到了很大發展，使其在本體、宇宙論、天人關系、生命觀、修道觀等方面較之兩漢都更為理論化與系統化。
隋唐道教思想經歷了兩漢、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與充實之后，在隋唐得以更大發展，這是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結果，也與其所處的隋唐這個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有著密切關系。
隋唐王朝的建立，結束了300余年的南北分治局面，國家重新獲得了統一。這不僅使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也是古代王朝的一個盛世時代。
此時的社會高度繁榮，經濟、傳統醫學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思想方面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道基于此開始了進一步的與社會各方面進行深度的融合。
在南北朝時，道教就已經由民間性質的宗教逐漸趨向上層，逐步成為統治者所控制和利用的官方宗教。南北朝之后的三教融合到隋唐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促使道教在理論上提升自己。
隋唐時期，統治者除利用道教作為統治工具外，還出于個人對神仙方術、長生成仙的渴求，力倡煉丹采藥，使得道教繼續得到封建統治者的扶植和崇奉，官方宗教的地位更為牢固。
隋唐道教進一步發揮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教主體思想，在對于世界觀以及自然規律的認知上都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使道教的世界觀得以更深入、全面的進步。
因此道教思想在隋唐這一特殊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下，呈現出這個時期與以前不同的特點。形成了融自然、社會與人于一體的“道之本體”，宇宙演化論、生命觀和天人關系等具有獨特思想與內容的道教思想。
隋唐道教思想的發展給之后幾個朝代的道教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對之后社會思想的完善也有很大的影響。
由此可以說明，隋唐時期是道教發展較為重要的時期之一，對道教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傳統中醫，救濟蒼生
中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與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的密不可分，對中醫的發展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按照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與發展的特點，隋唐前的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中醫理論的確立階段大概為戰國至東漢時期。這一時期代表著作是《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是醫學知識實踐、積累到中醫基本理論初步確立的標志，體現了古代中國醫學理論整體論治的特點。
另一本著作《神農本草經》對戰國至東漢時期醫藥學家和民間的用藥經驗和藥物學知識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奠定了我國古代藥物學的基礎，同時極大地促進了臨證醫學的進步，并對后世藥物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也是傳統醫學的完善時期。雖然在這個時代經常發生政權更迭的現象，但是中醫方面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反而繼續發展起來。這個時期也算是古代中醫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隋唐時期，各類醫學人才與醫學著作的涌現，促進了傳統醫學基本理論的發展，也促使藥物學、方劑學及臨證各科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開拓與發展，由此誕生了一大批著名的醫學家。
此外，國家在關于設立醫學機構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我國古代的醫學教育模式主要是師徒相承制，時至隋唐，方開始設置“太醫署”作為全面最高的醫學教育機關或院校。
唐代太醫署整體人數大概有將近千人，由此可以看出此機構規模之大，因此，唐代太醫署成為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國家教育機構。
“太醫署”的設立提高了醫家的地位，擴大了醫學知識的教育傳授范圍，并有利于醫學人才的選、育、用、留。
這一時期傳統醫學理論系統化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隋唐時期的醫學家對《黃帝內經》做了編次整理和注疏闡發，從而使中醫理論更為系統化與精密化。
二是唐孫思邈所著《千金方》等綜合性醫著的出現，使隋唐醫學理論在病因癥候學、臨癥治療、中藥方劑學、針灸學等方面都有了全面和系統的論述。
唐孫思邈的《千金方》將婦科與兒科置于書首，突出了婦、兒科的重要地位，并奠定了后世中醫婦科、兒科的理論基礎。
在治療理論的發展上，孫思邈首先運用“類推思維”，將人的生理現象與自然現象相類比，并用自然現象解釋人的生理現象、心理現象及其過程。
孫思邈認為人與自然是同構的，生理現象、病理現象與自然現象也應該是一致的，甚至人的五臟六腑在結構上數量上都與自然界的事物有著對應關系。這個觀念其實是與道教思想有相同之處的。
在中國人看來，飲食五谷一直是攝取營養、維持人體生理活動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在隋唐時期，尤其重視飲食在養生、預防、治病方面的作用，發展了中醫治未病思想。
隋唐時期的傳統醫學理論，一方面融合了漢族與藏族、蒙族等多個民族醫藥學理論精化及日本、印度、越南等世界各國的醫藥學知識，如王燾所著《外臺秘要》中就記載了印度傳入中國的眼科治療方法等。
另一方面，由于隋唐時期儒、釋、道三教鼎立，傳統醫學理論也分別受到了儒、釋、道三教不同程度的影響，因而形成了傳統醫學對儒釋道三教思想兼收并蓄，呈現融合化的態勢。
此種繁榮景象是與國內外文化與醫藥學術的頻繁而持久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的。此舉極大地豐富我國醫藥學內容，有利于借鑒吸收先進的醫學成就。
中醫學發展到隋唐，已經經歷了一千多年的發展，醫理、藥方等方面已具備了一定的規模。
而隋唐時期《諸病源候論》等著作的出現確立了中醫病源學和證候學說的發展，使中醫學理論體系更具完善，基本達到了全面和詳盡的程度。
醫道結合，太平無憂
我國自古就有“醫道通仙道”之稱謂，因此可以看出中醫與道教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聯系正逐步加深，變得更為緊密。
古代巫術活動是人類醫學知識的最初載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后來先秦老莊哲學和秦漢道家學說又成為了傳統醫學理論和道教思想的重要思想淵源和理論基礎。
道家在先秦時期主要是老莊道家的思想傳承，及至秦漢之際，黃道家成為當時的主要思潮。
我國傳統中醫的理論系統形成的標志是《黃帝內經》的出現，這本著作吸納了道家的許多思想，并用其作為醫藥理論的根據。
由此可以看出隋唐以前道教思想與中醫就已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遠古的宗教儀式和民間巫術活動以及春秋戰國的老莊學說、秦漢道家學說等思想一起為二者提供了思想源泉。
隋唐傳統醫學理論的發展也為道教思想探求生命的奧秘提供了可靠依據，并促使其由重外丹服食轉向重心性修養的修道模式的轉變。
此外，隋唐醫家直接援道入醫，汲取道教思想的思想來解釋、豐富傳統醫學理論和醫學的臨床實踐，如道士楊上善、王冰在注釋《黃帝內經》時，就直接以道釋醫。
隨著道教活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道士都開始將道教活動與傳統中醫結合起來，依靠中醫的醫學知識以及道教思想來進行實踐。于是社會上便出現了道醫或崇道的醫家，他們的橋梁作用溝通了道教與醫學理論之間的聯系，使隋唐道教思想與傳統醫學理論之間各取所需、各補其短、共同促進。
傳統醫學“貴人重生”的思想被道教所吸納，在中醫對人身體本身的認識上，繼續形成了貴人重生、人是精氣神、性命的統一體等為主要內容的生命觀。道教在不斷完善自家思想的同時，也對傳統醫學的“臟象學說”產生了深遠的大的影響。
隋唐時期，初步建立了以臟腑辯證為基礎的病理學說。這是隋唐醫家在疾病臨床表現與病因之間關系方面取得的極大進展。
隋唐孫思邈傳承了以臟腑功能辯證為疾病分類模式的思想，使得對臟腑的生理功能和疾病病理表象的認識在整個證治過程中得到了統一。
道教認為人生命的形成是天地自然運化的結果，那么人的生長和生老病死也與自然運化相類。
由此可以看出道教在隋唐得到了極大發展，其在本體論、宇宙觀、天人關系、生命本質等問題的探討更為深入，使得本來就與道教有著同源、互為融通關系的中醫理論也有了一個可靠的、生長的土壤。
結語
道教與中國傳統醫學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分割、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我們幾千年文明中的寶貴財富。
隋唐時期道教思想與傳統醫學的發展為后世對其二者的研究以及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研究道教與中醫的基本問題，有利于我們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現在的新時代來說也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二十四史》
《中國道教史》
《備急千金要方》
《中國醫學史》
轉載自頭條號：拿來舊讀。（侵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