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臣：“臣有意見！”，皇上：“拉出去，二十大板！”；清朝大臣：“臣有意見！”，皇上：“拉出去，砍了！”
跟什么文字獄沒有太大關系，主要是因為明朝皇帝沒有自己的基本盤。
其實單論皇帝權力，明清皇帝沒區別。都是皇權獨攬，理論上都可以馴服大臣。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明朝至少明面上還是養士三百年，除了大典，大臣們是極少下跪的，清朝直接養奴才三百年，奴才的本性就是俯首帖耳。
其實若論犯顏直諫，清代也不少，雍正時有孫嘉淦，乾隆時有王杰，尹壯圖、嘉慶時有洪亮吉，有以林則徐龔自珍等為首的宣南詩社，咸豐時還有敢和皇帝當庭對罵的曾國藩。
要論剛猛，明清之前的大臣們更厲害，宋代寇準敢架著皇帝上前線，唐代魏征懟天懟地，懟得李世民沒脾氣，三國陳矯不許皇帝檢查工作，漢……霍光表示你們都是辣雞，每個時代幾乎都有權臣、忠臣、諍臣，敢不敢爭取決于大臣們的氣節，爭的結果如何，就看你遇到什么皇帝了。
明朝皇帝不是靠訓朝臣維護皇權和皇帝威信 雖說國不可一日無主，但是明朝動不動出現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嘉靖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天天在西苑煉制丹藥，萬歷皇帝為了和群臣慪氣，二十多年不上朝。而朱由校想當小木匠，皇帝是兼職。
皇帝如此不思政事，不務正業，但是大明王朝的運轉卻沒有停下來，為什么呢？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權力欲極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把宰相制度廢除了，啥事都是自己干，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上兩次朝，大小政務全由自己一手操辦，朱元璋是工作狂，可是子孫后代不行，事事親歷親為哪有那么多精力，所以在廢除宰相制后，又實行了內閣制。
內閣制與宰相制不一樣的地方是，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內閣只有參與機要政務,但沒有決策權，想當于幕僚，把票擬出來的意見上報皇帝，皇帝批紅同意后才能執行。這樣做的好處是，上不上朝一樣可以處理政事了，尤其是有了司禮監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這些秘書機構，皇帝只要把自己意思告訴他們，連批紅都可以有人代勞了。而且皇帝隨時可以收回權利。
皇帝不想上朝，總想偷懶摸摸魚，事情交給別人做，又不給人權力，自然得做做樣子，容忍一下大臣們進諫，實在聽不下去了就打屁股，不需要讓大臣們俯首帖耳。
清朝雖有軍機處跟內閣差不多，但是滿清統治有一個特點：比較明顯的部落色彩，清朝宗室和部落貴族都大量參與到權力中心來，虛心納諫這種東西是擺給文官看的，宗室貴族大多不講究這個。
朱元璋允許風聞奏事，互相監督打小報告，給大臣上書胡噴留了一道口子：朱元璋為了制衡六部之權設立給事中，并特許風聞奏事，只要聽到什么，不用核實只是風聞就可以隨便說，既然上書不用負什么責任，那就隨便噴唄。
為了治貪，朱元璋廣開言路，號召和準許民眾檢舉告發，并詔令各地，選拔正直敢言的老人若干名，不論身份地位，稱為“申明亭老人”，授予他們有訪查本地官員政情的特權，如果發現貪贓枉法禍國殃民的官吏，即可以向上司告發，如果告發3次上司仍不受理，即可進京告御狀，費用由政府承擔。另外，又允許這些申明亭老人直接扭送貪官污吏。
為了監視百官，朱元璋設立特務機構：東廠，西廠和錦衣衛，跟蹤朝廷大臣，以防止宦官結黨私營。朱元璋開了這個口子，那么大臣們上書直言就成了習慣。
清朝覺得這個風聞奏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事實上給廢了。“造謠”是要負責任的，那就沒那么多人敢胡說八道了。
雖然歷代都有不殺言官的傳承，但朱元璋開了另一個口子：廷杖，而且打屁股能打死人 廷杖，與大臣們共治天下，只是個假象 大臣們犯法自然有國法處置，按律法該什么罪就什么罪行，可是朱元璋卻使用廷杖。廷杖其實算是家法，本屬私刑，主要是起羞辱作用，廷杖脫衣服打屁股還是用厚氈子把身體蓋住，免得真傷得過重了。使用廷杖只是東漢皇帝的個例。
可是朱元璋又恢復了廷杖。明朝的第一次廷杖是太祖朱元璋打死開國功臣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做了許多違法亂紀的事情。雖然罪至該死，但按照大明律法，應該交于刑部走正常程序殺頭。但是朱元璋為了警示其他官員，命人在朝堂上就杖打朱亮祖而死，由此開創了明朝廷杖大臣的先例。
廷杖不需要經過法律認罪，于是廷杖大臣成為了皇帝或者當權者排除異己、打擊政治對手的一種手段。大部分受廷杖者并不是違反了大明的法律，而是侵犯了皇帝或者當權者的利益。中國自古以來都有不殺言官的傳承，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廷杖打的就是言官或者進諫者。文人一旦講起骨氣來，當真就是打死不怕。所以真就有很多人被廷杖打屁股打死。
劃重點：死杠皇帝有風險，無論明清，皇帝性格弱勢或是比較心軟，大臣都是敢說話的。如果皇帝作風太出格，都會和大臣爆發激烈沖突。皇帝作風強勢或是手段暴虐，那么大臣們都是不敢說話的，您不怕死您隨意。
比如明代幾大著名事件：爭國本事件，永歷皇帝寵愛鄭貴妃，想立鄭貴妃所生福王為太子，而大臣們認為按祖制立長不不幼，應當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君臣互不相讓，內閣首輔四人撂挑子，部級官員十余人撤職或引退、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大臣們死不松口，永歷帝也沒有辦法，拖了十五年，還是立了朱常洛為太子。
正德帝比較荒唐，動不動就跑到宮外玩，他比較反感要挾他，說白了是個順毛驢，得哄不能激。他要南巡，大臣們不讓，驢脾氣上來了，146人被廷杖，打死了11個，打完了，自己也覺得為這點事情打死人不太好，也不提南巡了，收斂了好幾年。這個荒唐皇帝要跑去學漁夫打魚，大臣們學聰明了，沒有人敢死勸他，結果掉到水里受了寒，才31歲就一病而亡。
嘉靖皇帝的大議禮事件，前后鬧了三年。明武宗沒有兒子，嘉靖皇帝繼承武宗的皇位，卻非要給他親爹上帝號，往小了說叫胡鬧，往大了說敗壞了宗法制度，100 多名官員跪在左順門前日夜哭諫，嘉靖不管那么多，四品以上官員罰俸，五品以下官員廷杖，打死了十七人，很大程度上是找由頭把不聽話的統統干掉。所以嘉靖一朝除了海瑞，就沒有什么人敢說話。
清朝最強勢的三位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康熙身段柔軟，和大臣正面沖突不多，到后期對大臣甚至非常放縱，但一旦下定決心基本沒人能勸動。雍正堅毅酷烈，敢和大臣硬剛，而且喜歡秘密行政，大臣各管一攤，很難對政事發表出什么見解。
乾隆同時遺傳了康熙和雍正的特征，城府極深最為狠辣，恩威并施，擅長誅心，管你是滿是漢，是皇族還是普通文武，或動輒找茬下詔申斥，或羅織罪名將一些他眼中有潛在威脅的大臣奪職罷官甚至下獄賜死，文字獄這種東西在乾隆時期大行其道。
比如尹壯圖案吧，乾隆皇帝為了撈銀子，聽任和坤搞了個臭名昭著的議罪銀，尹壯圖上書表示敗壞官場風氣，讓地方官層層盤剝，造成巨額虧空。
乾隆很腹黑，不說對錯讓他去查。下面官員兩套帳都做好了，哪里查得出，尹壯圖知道著了道，上書請罪，是自己胡言亂語。乾隆下令交刑部處置，斬立決。臨了又來個特赦，以示天恩浩蕩，貶為內閣侍讀。尹壯圖沒多久辭官回鄉。大家再傻都明白乾隆的意思了，從此以后沒人再敢上書直言了。
嘉慶和道光帝又開始廣開言論，相對這三個老滑頭而言資質平庸，所以大臣們就敢杠了，曾國藩就會湘軍的事跟咸豐發生激烈沖突，氣得咸豐讓曾國藩停職反省。不過后來我們也知道的，曾國藩沒啥事。可是到了慈禧掌權，太平天國被撲滅，湘軍立了大功，曾國藩自己就把湘軍基本解散了。
從大體上講，還是清代官員更服帖：一件事情，在明代大臣進諫，皇帝可能說打他二十板子，第二天又有更多大臣唧歪，于是皇帝會說，煩死了，打屁屁都不怕，算了以后再說。
而在清代，康熙會說：那你們議議吧，三天拿個結果出來，議不出來？那就聽我的。
雍正：釣名沽譽，成全你，斬
乾隆：你們說得一點也不符合事實，造謠生事，是何居心，交刑部嚴加議處
中國古代君臣關系和地位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唐朝以前的大臣和皇帝講話是“坐而道”；宋朝大臣和皇帝講話是“站而論道”；“明朝儀，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則奏對無不跪”。
因為清朝皇帝是真的敢殺人。
只因為一個字——“狠”！
明朝大臣們最能懟皇帝，那是因為明朝不會因言而獲罪。大臣們直言犯上，非但不會丟了性命，還能贏得忠臣、直臣的好名聲。特別是被皇帝廷仗之后，就會成為清流中的清流，滿朝大臣們都會羨慕不已。
萬歷年間，有個叫做趙用賢的官員，挨了廷仗之后屁股都爛了。結果他居然讓老婆把那塊爛肉割下來做成臘肉保存，日后還常常拿出來炫耀。
明朝的官員們也非常有底氣和皇帝叫板，明朝皇帝重用文臣，充分放權。又用宦官集團制衡文臣集團，以此來平衡朝堂。這樣既不會讓文臣們翻了天，又能讓自己不至于“勤政致死”。大明某皇帝三十年不上朝，還不是國泰民安。因為皇帝要依靠文臣治理天下，所以明朝的官員也有和皇帝嘴炮的底氣。
而到了清朝，大臣們都成了“奴才”，誰敢犯主人的威嚴，只要一個“大不敬”的帽子扣下去就能人頭落地。
就拿清朝的明君乾隆來說，大臣們犯顏直諫的時候，只要說得不合他的心意，就會落得個曲解上意的罪名。所以清朝唯有能揣摩上意的臣子才能平步青云，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和珅了。
既然犯顏直諫既不能為自己贏得好名聲，又會丟了性命。文官們自然不會這樣做了，比起趨利避害是動物的本能。
清朝不但不讓大臣們在朝堂上亂說話，書生們私下里說說也不行。掌權者弄出一起又一起的“文（河蟹）字獄”，殺得人頭滾滾，人人自危。直接打彎了文臣們的脊梁，即便有意見也只能忍著，畢竟小命要緊。.
為什么都說清朝無昏君？因為他們都非常勤政，換句話說，他們都很攬權。和明朝比起來，文臣們的“決策權”很少，大都是提出建議供皇帝采納。
順治皇帝為了攬權，在大和門外弄了一個“辦事處”，讓大臣們輪流帶著折子來和自己討論，并且在自己的監督下形成方案讓六部去執行，這就是所謂的“御門聽政”。
清朝有自己的基本盤——“八旗”，所以對文臣們的依賴性較低，在這種情況下，文臣們也沒有底氣去和皇帝頂牛，畢竟自己是在和皇帝一對一“單挑”，哪里敢亂說話啊！
另外明朝皇帝提升自己修養的“經筳會講”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明朝皇帝是聽大臣們講，自己學習。清朝皇帝則更傾向于讓大臣們聽自己的見解，然后大臣來進行補充。這就是“誰都要聽皇帝的”這種思想的外在表現。
綜上所述：
明朝皇帝依靠文臣治國，清朝皇帝則更相信自己，所以明朝大臣更有底氣去懟皇帝。
此外，明朝官場風氣和清朝截然不同，明朝和皇帝頂牛不但不會喪命，還能名留青史，獲得好處，百官自然趨之若鶩。清朝大臣対奏的時候往往勢單力孤，并且懟一下皇帝十有八九要被秋后算賬，誰不想好好活著啊。所以說清朝可以把大臣訓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的原因就在于一個字“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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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大臣都很怕皇帝，其中“奴性”同化的確是一個大原因，但卻不是最核心的原因，畢竟后面把辮子剪了，本來就是擺脫奴化的一種成功，所以奴性同化，不是永恒的，對人而言，利益是永恒的。
明清兩朝是個很特殊的時代，唯物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是，從封建社會誕生以來，一直就是皇權和相權（包括群臣）、貴族門閥、豪門士紳的斗爭，千百年來斗得有來有回，但總體趨勢是皇權占領上風，這就是“皇權螺旋理論”。
好問題，那為什么不想想，清朝訓服大臣是哪家的文明傳統？奴隸制度啊，華夏文明大倒退，一路退到原始社會，老百姓苦壞了，造反成了整個滿清王朝的主旋律，要不是洋鬼子侵華正當其時，滿清早就完犢子了，至于明朝，人家那是文明國家，經濟發達，社會平等，人人如龍，處處和平，哪是滿清可比，以上，謝邀
清朝有八旗，這時的朝代，君臣關系，已被逐漸變成了主子與奴才的關系了
很好理解，打個比方：
一個企業里，業務骨干團隊基本是打工仔；對于這些人，老板即使看著再不順眼，也不敢跟他們撕破臉；
但在另一種企業，老板和自己的親戚、兄弟把控著絕大部分業務，對于那些打工仔自然不需要多么客氣，基本上是頤指氣使，一副愛干干、不干拉倒的嘴臉。而且就算老板態度惡劣，這些職業打工人為了飯碗還得逆來順受、沒啥脾氣。
明朝、清朝分別屬于上述兩種情況，它們代表著中國古代傳統文官體系的扭曲與崩潰。
因為有明朝覆亡的前車之鑒，所以清朝上至皇帝，下到士大夫以及販夫走卒，都下意識地維護著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允許有囂張跋扈的權臣、能臣。
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因為明朝末年的士大夫們被農民軍禍害慘了，所謂魚爛河決，天下崩毀，所有的人倫秩序都被推翻，不管貧富貴賤，都遭受了一場末世浩劫。那些僥幸逃生的士大夫們，痛定思痛，認為是人們的思想亂了，天下到底還是需要一個強勢的權力核心。這些人就批判陽明心學，這個學說曲解了孔孟圣人的思想，讓人們誤入歧途，所以才會導致天下大亂，讓他們飽受摧殘。盡管清王朝殺戮無算，可是畢竟恢復了秩序，人們能安生的過日子。
所以，這些士大夫他們從心底里接受了清朝的統治，自發地維護著封建統治的秩序。嚴格意義上說，他們維護的是君主專制制度，只是清王朝的皇帝們恰恰出現在那個時間節點。
為了塑造皇帝的統治權威，清朝學界搞了一場造神運動。他們把讀書人的道統也給了康熙皇帝，讓清朝皇帝成了內圣外王的圣人天子。不僅是暴力機關帶來的威懾性和“君權神授”的合法性，這樣一來，清王朝還有了士大夫視之為至高無上的“至圣先師”。
到了這會，那些士大夫還有什么話能說呢？所有的話語權都被掌握在皇帝手中，他們能做的就只是“多磕頭、少說話”。
這樣雖然維持了天下的安穩，可是代價也是很慘重的，因為沒有人說真話，中國的學術、思想、科技都陷入了停頓，在近代迎來了西方的船堅炮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