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你是不是對80年有很大的誤解,覺得80年連一百年都不到,應該沒有什么變化。
但給你舉個例子,現在是2023年,離新中國建立也還不到80年,但兩者的變化有多大,天壤之別不為過。
別說80年,你看看隋煬帝這樣的十幾年就把家底子敗光的,甚至還有建文帝朱允炆這樣的四年敗家的。
80年發生靖康之役有什么稀奇的。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歷史發展的普通規律。
北宋的滅亡,不但不是因為宋仁宗任用名臣所致,相反是因為宋仁宗的仁政,才使北宋得以中興,推遲了北宋滅亡的時間。
北宋最終滅亡,可以說完全是歷史發展規律所致,這里面既有內外,也有外因。

01 滅亡內因。
宋仁宗之后,北宋又有5位皇帝先后即位,但他們總共在位時間才64年,人平均在位時間不足13年。其中宋英宗在位4年即去世;宋欽宗在位時間2年即被滅國。宋神宗、宋哲宗在位期間為了振興北宋前后實行的變法,均以失敗告終,不但沒有起到振興北宋的目的,反而因為嚴重的內耗大大損傷了國家的元氣。
宋徽宗在位期間,任用奸臣、腐敗享樂、政治黑暗、欺壓百姓,加劇百姓與統治階級的矛盾,后來爆發先后了宋江、方臘農民起義,嚴重的打擊了本就虛弱不堪的北宋政權。
北宋建國后,在軍事上采用重文削武策略,雖然避免了藩鎮割據的出現,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家軍力削弱,無法有效抵抗外來侵略。在政治上也采用中央集權、分化事權的策略,雖然也保證了政權的高度集中和國家的統一,但在另一方面卻造成了國家實力虛弱的現實狀況。
02 外部因素
北宋時期,毗鄰的遼國、西夏、金國也都先后崛起,他們都對富饒的大宋虎視眈眈、不斷發動戰爭,連年的戰爭,也都大大削弱著北宋的國力。特別是北宋后期,國家實力消弱、軍力低迷的情況下,西夏、金國對北宋持續的戰爭,把本就搖搖欲墜的北宋推向滅亡邊緣。1126年發生了靖康之難,次年便使北宋滅亡了。

宋仁宗在位42年,被譽為“千古仁君”,開創一代“仁宗盛治”。他為政清明,善于納諫,從善如流,性情溫和,為人仁義,知人善任,邊疆基本安定,百姓安居樂業。仁宗時代聚集著許多名臣,如韓琦、富弼、歐陽修、晏殊、范仲淹等,這些名臣不僅為政出色,詩文個個了得。仁宗朝可謂人材濟濟,名臣輩出,天下盡知。
可是,試問經過64年后,皇帝都換了好幾任了,仁宗朝的名臣們早就駕鶴西去不知多少年了,他們在仁宗一朝基本圓滿地完成了歷史使命,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又有誰能管得了身后事呀?所以說他們與靖康之役有關聯有點扯遠了!您說呢?

一、王安石變法。
這個由王安石背鍋的論調在南宋、明代很盛行。為什么這么說呢?原因是指宋神宗時的王安石變法打破了原有的秩序、法度,造成原來的朋黨之爭演變成新舊黨先后執政,朝庭內耗不斷,把好好的江山折騰壞了,這是其一。
其二則是王安石變法,本意是為國家變法圖強,增加國庫收入,初衷看似不錯,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實則朝庭的政策落實到下面,早就變形了,亦可看出政策制定者輕率,沒有充分調研,了解政策實效。因為當時的舊黨都被貶謫,就剩王安石新黨,他們一手遮天,反對聲音都被扼制,最終政策到底層,出現了諸多現實問題,造成了與民爭利,老百姓不堪稅負、利息盤剝,大量棄地流亡現象,社會矛盾越來越明顯。

三、宋徽宗與權臣決策錯誤。
跟宋仁宗重用一大批名臣完全不同的是,這位書畫詩文一流的宋徽宗卻重用蔡京、童貫等一些奸臣,導致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當時宋徽宗與權臣的目的是收復幽云十六州,這個十六州是被遼國吞了去的,是北宋朝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心病,宋徽宗卻在權臣的鼓動下,做出了聯金攻打遼的決策,以圖雪恥,一舉收復幽云十六州,立個舉世大功。
世間哪有這么便宜的事?不僅北宋這邊如意算盤落了空,只討得一半州回來,還竭力舉國慶功,沉浸在末世的狂歡中。誰承想,在聯金攻遼的戰事中,被虎狼之心的金國瞧出了宋軍的虛弱,萌生了攻宋的打算。金國便在1125年滅遼后,借口宋朝收留了一名遼逃亡的將領,分東、西兩路進攻北宋,并很快直逼東京。

2、主和派得勢,形勢反轉。
哪料西路的金兵卻不肯罷休,加強攻打太原,宋欽宗在投降派大臣的慫恿下把李綱調到太原,兵敗后又把他調往南方。最后,太原城在被西路金兵圍困了8個月后,城破。
這時金太宗下令金兵進攻東京,東、西路軍在攻下太原后繼續南下,守衛黃河的13萬宋軍被金兵的虛張聲勢所嚇倒,紛紛逃命,如此這般,金軍不費一刀一槍順利渡過黃河,沒有多久便趕到東京城下,遂猛烈攻城。

五、結語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是浩浩蕩蕩向前進的,歷代王朝的興起、消亡等原因各有不同,但細細分析,總能找出幾點原因來,不過后世人評價大抵眾說紛紜。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本人查閱了北宋相關史料,金國滅宋的東、西路軍首領的人物生平介紹等,如有不妥,敬請見諒。@長之安兮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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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壽命不長,八十年差不多四代人的時間了,這些名臣都去世了。換句話說,名臣和能打仗是兩碼事!
中國古代是人治之國:皇權為重,君賢國昌,君昏國亂,最嚴重的國亡。有因人興因人亡的現象。
禍起仁宗時
宋仁宗是宋第四個君主,內以性寬厚,能自律,不以威權自專,善聽大臣意見;外有西夏、北遼強鄰威逼,親政納賢,再以四朝之積累,才出現治世之局面,國內文化昌盛,農工商經濟都極為繁,可以是歷代以來頂峰!
陽極則陰:如果你格局不能提升,臻于頂盛就要轉于衰落了,是以每當事物盛極就當察其禍根,但這時因歷史潮流的慣性往往使當事者得意忘形,甚至即有所察也不當一回事,或大部分得利者不愿放手而反對而致轉化成功。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往往禍起傾忽而衰敗,理在于此!
我們看到慶歷治世,可就在當世也有一葉知秋的人:范仲庵的改革就是發現了冗官冗費,軍治不力,土地兼并趨于嚴重的一絲轉衰契機,按說初起之芽易去,可得利者反對,仁者性寬的另一面易變,意志不堅出來,改革悠忽止步,最好的時機失去
歷史啟示告訴我們:1.這時最好的辦法是打破桎梏(舊體制的缺口),把局面做大,利用當時工商業的機會,把失去土地的人轉到工商業之中,由此升華,不讓其有盛極之機(當時之人估計因儒法之籠做不到,不過太極理論也始于那時,為啥總結這理論的他們想不出?天意莫非在這里是歷史慣性之力?但這種升格局拒轉化之法我是最近才悟出)。2.另一種就是范仲庵式的滅其初起之芽,拖延轉化時間了。
局勢惡化于仁宗后徽宗前
-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由仁宗期逐漸累及的問題漸趨嚴重。神宗時很多都察覺這一問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黨崛起,試圖在皇帝支持下扭轉沉疴。這時,既得利者勢力已極龐大;改革一無人材儲備,二又跳不出舊框子,在爛房里修修補補。幾十年折騰來去,最后忘了初心,變成了爭權奪利的黨爭!王朝傾危只等一個或內或外的契機
傾覆之因在徽宗無道
這個無須多說
徽宗是個好藝術家,書畫兩絕,都具開創性,作為皇帝,卻極其昏庸墮落:信奉道教,卻接受了糟粕,欲長生是人難免,又想權又要長生造成了在全國橫征暴斂,加劇了本已惡化的政局,經濟,給帝國大廈的傾覆狠推了一把。
亡國之因
第一: 開國以來立國之制,重文輕武。
重文輕武在初年,解決了軍閥割據問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控制,開創了文官制,造就了兩宋文化的昌盛,科技也達于歷史頂峰,是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的。這是好事,關鍵是手段的實施是鼓勵買田宅以換武權,使兩宋立國很快出現土地危機,加劇社會矛盾,弱化了軍隊戰斗力,是北宋沉苛根源
第二:沒能利用興起的新興經濟轉化土地危機,使問題累及惡化
第三:因第一原因,使既得利益者勢力異常龐大,皇權在抑制上又左右不定,初芽之苗不能果斷掐去,沉苛深重就難起!
第四:徽宗的橫征暴斂及欽宗的消極抵戰政策是直接導致滅亡的原因。
第五:因為第一因:北宋的北方邊境軍事防御不合理,守將不能發揮主動性,即使快亡了都還在防內勝于防外,處處被擎肘。導致國亡被擄!
第六: 定都不合理,首都周邊布防又不完善。因國之前北方燕云十六州的丟,沒了第一道至關重要的防線,宋國門北方一直空虛,首都開封以北,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唯一天塹黃河在冬天又結冰,北方民族不畏寒及騎兵千里攸忽而至的優勢被加倍放大。
綜上所述,仁宗時的清明到欽宗亡國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其一,當我們在得意忘形時怎么借勢跳出舊框子,開啟再升勢,不讓其反向轉化;既得利者怎么能警醒自已,放手迎接新勢,免于雞飛蛋打?其二,時時保持警惕,尋補短板與缺漏!
我們探求歷史不是為了存取那時存檔再開新局(當然也做不到),而是為了避過前人類似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