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1）
作者：
趙國秋欄目：
娛樂2023-09-19 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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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在講述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國的歷史時，歷史學家們的心情大多是十分復雜與矛盾的，因為這段歷史既充滿了趣味性，又充滿了讓人惡心的血腥味；既令人血脈沸騰，又使人毛骨悚然；它既能充分說明歷史的邏輯，又能充分體現歷史的悖論；既能讓人看到人性的偉大，又能讓人看到人性的猥瑣。而歷史學家們的性格、背景、偏好、分析方法、行文方式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因此，多數讀者在閱讀他們所寫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著作時，心情往往會加倍的復雜與矛盾，對歷史學家的判斷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比如，對成吉思汗的評價，有的歷史學家極盡溢美之詞，甚至將他描述成這樣一個偉人：他在主觀上有著國際主義的情懷，想通過一統天下為蒼生造福。但也有歷史學家認為，成吉思汗是來自地獄的魔鬼，是撒旦派往人間的使者，因為在率軍征伐的過程中，他做了太多滅絕人性的事情，比如屠城。顯然，這兩種觀點代表著兩個極端。然而不幸的是，往往是極端的觀點更引人注目，更能調動讀者的胃口，也更能影響讀者的判斷。因為習慣于將自己簡單歸類，不少讀者往往愿意接受這種“非黑即白”“立場鮮明”的觀點。而對那些習慣于質疑、習慣于獨立思考的讀者來說，這些觀點無疑會帶給他們困擾。為了避免這種困擾，本書無論是在對史實的處理上，還是在觀點的陳述上，都將盡力做到客觀理性。通過引用有明確出處的史料，運用科學理性的分析方法，本書將回答以下這些讀者最感興趣的問題：成吉思汗到底是怎樣的人？是生來就以天下為己任，還是天生殺人狂？他遵從的是怎樣一種擴張邏輯？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萬的蒙古國，是怎樣變成勢不可擋的蒙古帝國的？它又是怎樣征服那些強大的、有過輝煌文明的大國的？那些大國文明各自存在哪些問題？它們又是如何在精神層面對蒙古帝國進行反征服的？在征服與反征服的過程中，哪些因素在起關鍵作用？阻止蒙古帝國進一步擴張的力量或因素又是什么？本書著重講述的內容，是蒙古帝國與被征服者之間、被征服文明之間的沖突，以及這些文明對蒙古帝國的影響。至于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的過程、蒙古帝國與被征服文明的內部結構，以及蒙古帝國解體或崩潰的過程等方面，本書不做詳細介紹。通過閱讀本書，讀者將進一步理解歷史的發展邏輯，理解生態環境、民族仇恨、宗教文化等因素以及偶然事件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讀者或將見證歷史不斷昭示的真理：盡管某個國家的政權看上去很強大，但是，如果其內部平衡被打破，不穩定因素越來越難以控制，而其制度本身又不具備自我調整的能力，又或者當局能夠動用的資源有限，只愿意或者只顧得上安頓國內秩序，而忽視了外部威脅因素的存在，那么，這個政權的命運只有解體或滅亡。而政權解體或滅亡的方式只有兩種，要么是因內亂失控而解體，要么是因外部侵略者突然出現，并與內部不穩定因素相配合而終結。宋的滅亡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北宋人口達1.25億，南宋人口8000萬，其經濟不可謂不繁榮，其科技不可謂不發達，卻先后被金與元所滅。原因在于，宋廷忙于安頓國內秩序，而無視外部威脅的存在。而宋廷之所以重視安內甚于攘外，一方面是因為它吸取了唐末動蕩及五代十國政權更替的教訓，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對自己缺乏信心：對于一個只能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政權而言，內亂總是更加直接和現實，因而總會被統治者優先考慮。本書將分析推動蒙古帝國崛起的動力。某些西方歷史學家所持的成吉思汗具有國際主義情懷的觀點可能過于溢美。更接近史實的判斷或許是，在他領導之下的蒙古帝國的擴張，更多是出于生存和復仇的目的，在實現這個目的的過程中，混合了令人發指的劫掠和暴行，以及許多“計劃外的”入侵行為。至于蒙古帝國霸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趕上并利用了這樣一個機會：被征服者大多處于外交困境之中，正與鄰邦進行無休止的消耗戰。比如南宋、金與西夏之間，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都因為陷入這種困境而不能自拔。對于相信“天命”、敬拜“騰格里”（長生天）的蒙古人來說，上天賜予的機會是絕對不容許浪費的。當然，除卻這些客觀上的有利因素，征服者們顯然具有極其高明的戰略眼光，并具備極其出色的戰略執行能力。此外，他們還極具學習能力。他們善于吸取其他文明的軍事智慧，善于整合其他文明的軍事實力。比如，他們從金和西夏的漢族軍隊那里學會了攻城戰術，從西亞和歐洲人那里吸收了重裝甲的優勢。他們利用漢族的攻城戰術征略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又雇用西亞的制炮大師征服漢族的南宋政權。他們的軍力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增長了十倍，由最初的十萬擴張到一百萬以上。這是因為他們不斷整編被征服者的軍隊。我們將會看到，這支整合自不同文明的軍隊是如何帶給他們輝煌的勝利，又是如何讓他們遭受令人難以置信的挫折。對于宗教的作用，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也極具領悟力。在征討歐洲、中亞和西亞的過程中，蒙古帝國的大汗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以安撫被征服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最有意思的是，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宗教逐漸對蒙古帝國的大汗及其親屬的精神世界進行了反征服。比如，蒙古帝國的繼承國中，多位大汗皈依了伊斯蘭教，成為虔誠的穆斯林。有的王室成員或高級政府官員甚至成為基督教的圣徒。蒙古帝國甚至是圣戰的參與者。從11世紀末到13世紀末，為了爭奪“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權，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展開了長達兩百年的圣戰。而蒙古帝國的西征處于13世紀中期，正好趕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圣戰的尾聲。蒙古帝國在事實上解體之后，作為其繼承國之一，伊兒汗國直接參與了圣戰，并嘗試與歐洲基督教世界建立某種聯盟。蒙古帝國的另外兩個繼承國——金帳汗國和察合臺汗國——則通過牽制伊兒汗國的方式間接參與了圣戰。對圣戰的參與，使這些繼承國進一步被宗教化。本書這方面的內容，或將有助于讀者理解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系，有助于讀者理解現在的中東局勢。為了便于閱讀，在不妨礙讀者理解相關內容的前提下，本書簡化或忽略了某些細節，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敘述的嚴謹性。比如，本書簡化了某些蒙古歷史人物的名字，因為他們的漢譯全名很多都在七個字以上。因此，成吉思汗父親的名字在書中簡化為“也速該”，而不是全名“也速該把阿禿兒”。至于書中引用的歷史資料，如果比較直白，不會引起歧義，本書一般都直接引用原文；如果原文過于艱澀或容易引起歧義，則作盡量簡化的翻譯。本書內容并非面面俱到。對這段歷史做全景式的敘述和解讀固然有益，但于我而言，進行力所能及的取舍或更為現實。
第一篇?蒼狼一族我們把男兒必報之仇給報了，把篾兒乞百姓們的胸膛弄穿了，把他們的肝臟搗碎了！我們把他們的床位掠空了，把他們的親族毀滅了，把他們殘余的人們也都俘虜了！——鐵木真（《蒙古秘史》）第一章?生存的邏輯鐵木真九歲時的某一天，父親也速該帶他去母舅家，想給他說一門親事。走到半路，他們遇見了特薛禪——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長老。弘吉剌部與也速該所在的乞顏部之間，長期有著通婚的傳統。特薛禪十分喜歡鐵木真。當知道也速該要給兒子說親之后，特薛禪說：“我們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兒們生得相貌堂堂，女兒們生得姿色嬌麗……也速該親家！到我家去吧！我的女兒還小呢，親家你去看看吧！”于是，也速該就來到特薛禪家，見到了他的女兒孛兒帖。孛兒帖比鐵木真大一歲，容貌嬌美，舉止得體，正合也速該的心意。雙方定下親事。應特薛禪的要求，也速該將鐵木真留下，自己騎馬回家了。他臨走時再三叮囑特薛禪：“我把兒子給你留下做女婿。我的兒子怕狗。親家，可別叫狗嚇著我的兒子呀！”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該趕上塔塔兒部在大擺筵席。塔塔兒部主要在蒙古草原東部一帶游牧，與也速該所在的乞顏部素有冤仇。因為實在是太渴了，也速該偷偷入了席。然而，塔塔兒人將他認了出來。他們在也速該的食物里下了毒。三天之后，也速該在家中去世。沒過幾天，鐵木真被人從特薛禪家接回。也速該去世之后，鐵木真一家被同族遺棄了。作為家中長子，九歲的鐵木真必須與母親，三個同母弟弟（拙赤合撒兒、合赤溫以及帖木格），兩個異母弟弟（別克帖兒和別勒古臺），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侖等人相依為命。他們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鐵木真的母親訶額倫靠撿杜梨山丁，挖紅蒿、野蔥、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養活自己和兒女們。鐵木真也盡力回報母親，用火烘彎了針，做成魚鉤去釣魚，又做了攔河網去捕魚。盡管訶額侖和鐵木真都很勤勞，但能夠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鐵木真一家每天都面臨生與死的考驗。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極為有限的食物，成為鐵木真必須考慮的問題。有一天，鐵木真帶著親弟弟拙赤合撒兒、兩個異母弟弟別克帖兒和別勒古臺一起去釣魚。一條小銀魚被釣上來之后，立即被兩個異母弟弟搶走了。鐵木真心里十分惱怒。回到家之后，他將這件事告訴了母親。顯然，訶額侖也沒有辦法。但她不愿意鐵木真兄弟之間因為一條小銀魚結仇，于是勸慰鐵木真：“你們兄弟之間怎么可以那樣不團結？我們現在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沒有別的伙伴了。這樣怎么能報仇呢？”對于母親苦口婆心的警告，鐵木真完全聽不進去，因為在此之前，這兩個異母兄弟還曾奪去他用箭射下的雀兒。對鐵木真來說，無論是一只雀兒，還是一條小銀魚，都應該由他來進行公平有效的分配。兩位異母弟完全只顧自己的做法，已經威脅到整個家庭，尤其是他更為幼小的同母弟弟和妹妹的生存。于是，原本連狗都害怕的鐵木真，與弟弟拙赤合撒兒一起，將異母弟別克帖兒殺死了。在別克帖兒臨死前的請求之下，鐵木真饒恕了別勒古臺的性命。上面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書。這本書的成書時間，大概是1240年，作者的姓名已經無從考證，但中外歷史學家們普遍相信，他必定與成吉思汗家族關系密切。這本書蒙古文書名的原意是“蒙古的機密史綱”，或者“蒙古的機密大事記”。明朝初年的漢譯蒙音版本將書名譯作《元朝秘史》。與當下泛濫的“秘史系列”影視劇不同，《蒙古秘史》記載的人物與歷史事件，被中外歷史學家認為具有極高的可信度。比如，20世紀著名元史學家、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就認為，《蒙古秘史》是一部敘述成吉思汗言行的實錄，是一部關于蒙古早期歷史的很難得的直接史料，其行文“天真貼切、生動可信”。1908年，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出版《蒙古秘史》日文版時，則索性以《成吉思汗實錄》作為書名。因此，我們不妨與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相信上面這則故事——確切說是史料——的真實性。比如，蘇聯歷史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就十分相信特薛禪將鐵木真留下做女婿這段史料，并從中發現母權制度的痕跡。如果這段史料的真實性沒有問題，它顯然可以印證如下論斷：在極端惡劣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之下，當生存面臨威脅時，弱者總是被迫成為強者，強者則總是主動出擊，試圖掌握支配生死的權力。與強者關系最遠而距離最近的弱者，總是最先成為被犧牲的對象。這就是生存的邏輯。也速該去世之后，殘酷的社會現實以及艱苦的生活環境，迫使年少而膽怯的鐵木真接受了這個道理。然而，接受這個邏輯的并非只有鐵木真。事實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甚至早已滲透進他們的基因。史書為這個論斷提供了許多證據。根據司馬遷所著《史記》的記載，兩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則就是，“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唐代魏征所著《隋書》中，突厥人的風俗也是“賤老貴壯”。宋代彭大雅所著《黑韃事略》一書中，蒙古人的風俗同樣是“賤老而喜壯”。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是，老弱的生存權利被極度忽視。毫無疑問，到了必須做出殘酷選擇的時候，老弱必定最先成為被犧牲的對象。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這個真理，并非因為他們生性野蠻殘忍，而是取決于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游牧作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必須逐水草而居。而作為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水，以及作為生產資料的牧草，又極易受氣候與季節變化的影響，因而經常會成為稀缺資源。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對這些稀缺資源的爭奪，便成為家常便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于古代游牧民族來說，戰爭和沖突甚至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在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中，弱者無疑會是最先被拋棄的累贅。貝都因人或許是最恰當的參照。古代的阿拉伯半島上生活著兩種人：一種是在沙漠和草原之間游弋的貝都因人，他們是過著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另一種是在土壤比較肥沃的地區——半島的邊緣地帶——定居的阿拉伯人。在適合牧草生長的正常的氣候環境下，貝都因人過著很自在的游牧生活，然而一旦氣候惡化，他們就經常劫掠定居的阿拉伯人。黎巴嫩裔美國歷史學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一書中寫道：“個人主義是貝都因人的明顯特性。這種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只關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們關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劫掠本來是一種盜賊的行徑，但沙漠上的經濟和社會情況，使它成為貝都因人的民族風俗。”7世紀的阿拉伯詩人顧托密甚至如此描述貝都因人的生活：“我們的職業就是搶掠。我們搶掠敵人和鄰居。如果沒辦法搶掠他們，我們就搶掠自己的兄弟。”游牧民族的搶掠或者侵略行為，是其生存邏輯的自然引申。既然本族老弱都可以遺棄，入侵其他民族也就順理成章。如果他們并非天生的侵略者，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們對外侵略。對于這個問題，英國牛津大學考古學和人類學教授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給出的答案是：氣候變暖。費根教授在其著作《大暖化》（The Great Warming）中提出，鐵木真在歷史舞臺上出現的時候，蒙古大草原正經歷著干旱的痛苦，牧場被“較為干燥的氣候”破壞了。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氣候背景之下，鐵木真團結草原各部族發起了對外侵略。費根借鑒了英國著名氣象學家休伯特·蘭姆（Hubert Lamb）的科學發現。20世紀中葉，蘭姆提出了“中世紀暖期”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核心觀點是，950年至1250年期間，北大西洋地區經歷了一段偏暖的氣候。當然，在這段長達300年的時間里，氣候偏暖并非持續不斷的現象，比如，1010年至1011年期間，北大西洋地區就經歷了十分寒冷的冬天，但就總體而言，中世紀的氣候是偏暖的。盡管“中世紀暖期”的概念起初僅局限于北大西洋地區，它后來也被用于解釋同期發生在歐亞大陸的歷史現象。不過，支持費根觀點的并非只有蘭姆的科學發現。美國紐約的拉蒙特——多爾提地球科學研究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曾與蒙古國立大學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脈中的紅松標本。科學家們得出的結論是，歷史上確實存在一段持續時間很長的偏暖氣候，恰好與鐵木真發動征服戰爭的時間相一致。他們甚至驚訝地發現，816年，蒙古草原的氣溫甚至比現在還要高。史籍也提供了不少證據。根據《諾夫哥羅德編年史》（The Chronicle Novgorod）的記載，13世紀早期，氣候原因導致了一場持續17年之久的饑荒。1215年，由于干旱引發的饑荒達到頂峰，城市居民被迫以樹皮充饑，甚至賣掉孩子為奴。1230年，又一次干旱降臨，給人們帶來更大的災難：“一些平民殺掉活人，并以之為食。有些人則肢解死尸的腐肉作為食物。有些人以貓狗為食……有些人吃苔蘚、蝸牛、樹皮、石灰、榆樹葉，以及其他所有能想到的東西。”要理解氣候變化對蒙古人的影響，就必須理解他們的生產方式。前文已經提到，游牧既是他們的生產方式，也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是馬、山羊、綿羊、駱駝等牲畜。其中，最重要的是馬。馬不僅意味著財富，還是重要的食物來源，能夠提供肉類、奶、奶酪等高蛋白食物。更重要的是，主人得借助它才能找到合適的牧場，才能配合手中的弓箭，成為令人畏懼的騎兵。然而，馬的消化系統并不強大。它只能吸收牧草中25%的蛋白質，其余75%的蛋白質都被排泄出去了。遇上干旱季節，牧草由青迅速變黃，其蛋白質含量也急劇下降，很多馬匹會因此而餓死。如果旱災持續時間過長，就會帶來更加災難性的影響。于是，遷徙，或者侵略，成了古代蒙古人必然的選擇。遷徙的過程總是伴隨著侵略。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g）一書中指出的，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東面的大草原，遠不如西面的大草原那么豐美，因此，幾千年以來，東面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或者是以難民的身份，或者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一代又一代地從東面遷徙到西面。氣象學上的這些發現，有助于我們理解生存的邏輯，理解蒙古人的對外侵略，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前面的故事：也速該去世，鐵木真一家遭到同族遺棄之后，過著何等艱苦的生活。第二章?復仇的傳統少年鐵木真怕狗的記載，無疑是十分有趣的史實。這種趣味性來自強烈的對比。因為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鐵木真的先祖“是奉上天之名而生的孛兒帖·赤那”。在蒙古語中，“孛兒帖·赤那”的意思是——蒼狼。在古代游牧民族獨特文化的影響下，潛藏在鐵木真體內的狼性基因，很快就被殘忍的現實——生存的壓力以及復仇的責任——喚醒。“復仇的責任”之所以被稱為現實，是因為它與生存的邏輯一樣，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就像劫掠是貝都因人的風俗一樣，復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規則。正因為如此，在被同族泰亦赤兀惕人遺棄之后，訶額侖警告年幼的鐵木真要“報復泰亦赤兀惕兄弟們所施加的痛苦”。而我們從訶額侖的警告中不難看出，“復仇”是蒙古族長輩經常教育晚輩的課程。當復仇成為游牧民族的傳統之后，它就使游牧社會陷入了惡性循環，因為舊仇往往會催生出新恨，由此周而復始。最典型的例子是鐵木真家族與篾兒乞部之間的仇恨。他們之間的仇恨與兩個女人有關。
蒙古征伐前夕形勢簡圖第一個女人是訶額侖，鐵木真的母親。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有一天，年輕的也速該正在斡難河邊放鷹行獵，正好遇見篾兒乞部的赤列都，他剛從別的部族迎娶一個女子回來。這個女人容顏特別美麗，也速該心里十分喜歡，于是趕緊回家找他的哥哥捏坤太子和弟弟答里臺。兄弟三人將這位美麗的婦人劫回了家。就這樣，她成為也速該的妻子。她就是鐵木真的母親訶額侖。第二個女人是孛兒帖，鐵木真的妻子。前面已經提到，九歲的鐵木真與特薛禪之女孛兒帖定了親。后來，因為也速該去世，鐵木真回到家，與家人一起共渡難關。鐵木真成年之后，就去特薛禪家迎娶孛兒帖。特薛禪十分高興地把女兒交給鐵木真。于是，鐵木真帶著孛兒帖回家了。然而有一天，篾兒乞部的大隊人馬將孛兒帖劫走了。他們揚長而去的時候說：“為報搶奪訶額侖的仇，如今捉住了他們的婦人，我們已經報仇了！”孛兒帖成了赤列都弟弟的妻子。后來，鐵木真又率軍將孛兒帖搶了回來。孛兒帖那時已經懷了孕，但鐵木真并沒有嫌棄她。孛兒帖生下了朮赤，鐵木真的長子。鐵木真立誓要將篾兒乞部趕盡殺絕，以報奪妻之仇。在古代蒙古草原上，復仇是團結家族和部族的重要方式。因為共同利益的存在，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員經常一起行動，因而會有相同的仇人。而相同的仇人又促使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員更加團結。嚴酷的生存環境無疑也能促進部族內部以及朋友之間的團結。不過，在家族成員各自獨立、有了各自的利益之后，團結的目的不再單純，而是有其他利益考量。當家族內部之間利益發生沖突時，團結將讓位于殘酷的現實。我們將在后文看到，在這一點上，鐵木真的子孫也不例外。在這種復仇的傳統之下，仇恨會呈擴大化的趨勢。在古代游牧民族眼中，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朋友和敵人。他們認可的原則是：敵人的朋友是敵人。因此，在復仇的過程中，幫助或收留敵人的人，都會成為復仇者的敵人，后者的朋友也成為復仇者潛在的敵人。于是，復仇的對象越來越多，仇恨也越積越深。如果復仇者不是太弱，他總是能夠找到盟友。而對盟友來說，助人復仇是發財和擴大勢力的機會。原因在于，復仇者總會提供一些好處，比如，他可能放棄復仇所得的財產，也可能給予一些別的承諾。對盟友來說，幫助朋友復仇也是一種美德，可以提升自己的聲望。當然，幫助朋友復仇還是理想的侵略借口。為了從篾兒乞部手中奪回孛兒帖，鐵木真找到兩個盟友：一個是他的父親也速該的安答（即結拜兄弟），克烈部的王汗；另一個是他自己的安答，札達蘭部可汗札木合。這兩個盟友非常看重這次復仇行動。他們把這次復仇看作發財的好機會，并為此制訂了詳細的出兵計劃。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札木合帶領的軍隊在約定的時間內趕到了指定地點，鐵木真和王汗的軍隊卻遲到了三天。札木合對鐵木真和王汗的遲到十分不滿，他說：“我們不是曾經說過，‘就是有風雪，也要守約；就是下雨，在聚會的時候也不得落后’嗎？我們蒙古人一經應諾，不是就和立了誓一樣嗎？我們不是說過，‘把不守約的從行列當中趕出去’嗎？”王汗回答：“我們耽誤了三天，由札木合弟隨意責罰吧！”于是，他們商談了違約的責罰。最終的結果是，鐵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軍隊大敗篾兒乞部，“把他們的婦人兒女擄掠盡絕……把他們的全體百姓擄掠一空”。鐵木真把自己掠奪的錢財和糧草都送給了王汗，以此作為對他的幫助的酬謝。值得一提的是，篾兒乞部的族長脫脫和他的兒子僥幸逃脫了鐵木真等人的這次圍剿。他們先是逃到了乃蠻部，后來又逃往契丹人建立的西遼。因此，乃蠻與西遼也成了鐵木真的敵人。鐵木真的一番話可以充分說明古代蒙古人是何等的重視復仇。他說，因為有王汗和札木合的幫助，有天地賜予的力量，在蒼天的眷佑之下，“我們把男兒必報之仇給報了，把篾兒乞百姓們的胸膛弄穿了，把他們的肝臟搗碎了！我們把他們的床位掠空了，把他們的親族毀滅了，把他們殘余的人們也都俘虜了！”這番話同時也反映出古代蒙古人復仇方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趕盡殺絕，斬草除根。毫無疑問，這么做主要是為了阻止敵人復仇，因為在有著復仇傳統的蒙古草原上，給敵人留下活口就是給自己留下后患。這一特點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在征伐的初始階段，蒙古軍隊會有屠城、屠村、屠族等暴行。直到帝國已形成一定規模，蒙古統治者自信心和控制力增強，認識到留下活口對帝國的好處之后，暴行的殘忍程度才有所降低。鐵木真、王汗與札木合的友誼并不長久。三者的勢力都壯大了之后，鐵木真與札木合很快決裂。而后，在札木合的煽動之下，鐵木真與王汗也反目成仇。這件事反映了蒙古草原上的政治現實：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敵人和利益。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們必須爭奪草原上稀缺的水草資源。在過旱或者過寒的氣候環境之下，友誼的分量往往比不上一片牧草。對古代蒙古草原復仇傳統的認識，有助于我們理解蒙古人的對外侵略。我們將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對西夏、金、南宋、日本、伊斯蘭世界、基督教世界的征伐，在某種程度上都帶有復仇的目的。無論是生存的邏輯，還是復仇的傳統，都要求蒙古人適應戰爭生活。因此，他們剛出生不久就會被“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的時候就能自己騎馬，跟隨大人們一起馳騁，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使用小弓箭和短刀，十五歲長大成人之后，就成了令敵人聞風喪膽的蒙古騎兵。同時，蒙古人對地形天生具有很強的記憶力。這是在幾千年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基因。因為大草原上幾乎沒有任何路標，而他們卻必須在草原上放牧，尋找水源，尋找朋友和敵人，這需要他們培養對地形的敏感度。另外，無論是出于生存的需要，還是出于復仇的責任，但凡是對外侵略，都需要很多人參與，尤其是各類人才的參與。鐵木真在這方面最有心得。每當征服一個國家、民族或地區，鐵木真至少會做兩件事情：其一，整編被征服者的軍隊，使其成為蒙古大軍的一部分；其二，善用被征服地區的工匠，尤其是制作武器的工匠。關于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本書第二篇將有進一步的闡述。第三章?天命篤信天命，是古人的共同之處。孔子編撰的《尚書·湯誓篇》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意思是說，夏朝多罪，上天使其滅亡。《詩經·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意思是說，商朝取代夏朝，是奉上天之命行事。《莊子·內篇》寫道：“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意思是說，堯舜為帝乃受命于天。包括鐵木真在內，古代蒙古人也篤信天命。他們對上天的“啟示”十分重視。《蒙古秘史》記載的一個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遺棄鐵木真一家的泰亦赤兀惕人，擔心鐵木真羽翼豐滿之后會來尋仇，于是先下手為強，派兵去追殺他。年少的鐵木真躲過敵人的突襲，逃入高山密林之中。泰亦赤兀惕人選擇了以逸待勞、守株待兔之策，在密林外看守。鐵木真在密林里躲了三天之后，覺得仇人們已經離開，正要牽馬出去，馬鞍突然脫落了。他心想：“莫非是上天要阻止我出去嗎？”于是返回密林里。過了三天，他又打算出去，看見一塊巨石堵住了出口，于是再度返回密林。又過了三天，已經九天沒有進食的鐵木真饑餓難耐，心想：“怎么能無名地死去呢？出去吧！”于是，他牽著馬，繞過巨石，出了密林。可是，泰亦赤兀惕人并沒有離開。他們捉住了鐵木真。族長派人輪流看管他。有一日，輪到一個瘦弱的少年擔任看守。鐵木真心想，這是上天賜予的逃跑良機。最終，他逮到一個機會，打倒了少年，逃跑了。引述這個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討論天命的客觀實在性，而是為了說明鐵木真的天命觀：對于他所認定的上天的啟示，他會堅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屆時情況仍然不樂觀，他會選擇勇敢地面對。然而，只要有機會出現，哪怕是極其微弱的機會，他就一定不會放過。這種天命觀貫穿其征伐之路的始終。天命觀在軍事征服霸業上的表現，就是充分利用上天賜予的戰機。《元史》記載了鐵木真之孫蒙哥的一個戰例：1237年某月，蒙哥正在征伐歐亞大陸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欽察部。因為抵擋不住蒙古人的進攻，欽察部首領八赤蠻逃到距離里海沿岸不遠的島上。蒙哥率大軍趕到的時候，正好遇上退潮，“其淺可渡”。蒙哥高興地說：“此天開道于我也！”于是一鼓作氣，率軍登島，最終幾乎將島上的欽察人全部屠盡，并生擒八赤蠻。不難從這個故事中看出，在篤信天命的蒙古大汗眼里，任何機會都是“上天賜予的機會”。需要說明的是，對于處在蒙昧時代的大汗們來說，將機會賦予“神性”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但這種行為在客觀上會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天的選擇。而這個信念無疑又將加倍激發征服者的斗志。更加重要的一層邏輯是，既然機會是上天賜予的，就絕對不允許浪費，必須充分地加以利用，因為浪費天賜的機會將遭到天棄。正如西漢劉向所言：“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認識這一點，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蒙古對外侵略的徹底性：在對外侵略——無論其目的如何——的過程中，如果蒙古人發現對手比較弱，就必然會一舉將其吞沒。這種天命觀在宗教上的表現是，盡管絕大多數蒙古人信仰薩滿教，敬“騰格里”（長生天）為最高之神，但他們對其他宗教并不排斥。事實上，在蒙古對外發起大規模侵略之前，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蒙古草原都有一定程度的傳播。比如，在蒙古草原最西面的乃蠻部，以及與乃蠻部毗鄰的克烈部——前面提到過的王汗所在的部落，基督教的聶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即景教）頗有根基。再比如，鐵木真本人是虔誠的薩滿教徒，但他與全真教——道教的分支——掌門丘處機私交頗密，因為他希望能從丘處機那里得到長生的秘訣。蒙古人不排斥其他宗教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們長年在大自然中討生活，對“上天”懷有強烈的敬畏心。他們不想因為排斥其他宗教而得罪其他天神。另外一個原因在于，由于自己能生產的產品十分有限，蒙古人非常重視商業貿易，在逐水草而居的過程中，他們經常要和不同地方的人做交易，因而有很多機會接觸其他宗教文化。根據威尼斯人馬可·波羅的記載，元世祖忽必烈曾經這樣說過：天上有先知，他們受人供奉，每個人都敬畏他們。基督徒說，他們的先知是耶穌基督；撒拉遜人（中世紀對阿拉伯人的稱謂）說，他們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猶太人說，他們的先知是摩西；佛教徒說，他們的先知是釋迦牟尼。我尊敬和敬畏所有這四位先知，敬畏天上最偉大的神，我祈禱得到天神的保佑。讀者將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在宗教上的這種“混沌”態度，是如何影響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對其侵略意圖的判斷的。第四章?家族恩怨由于本書并非采用編年體的形式，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交代不嚴格依照年代的前后次序進行，因此，為了便于讀者了解后面章節內容，有必要在這里對幾位重要人物做一番簡要介紹。首先當然是成吉思汗。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1189年，鐵木真被蒙古草原上幾個部族推舉為可汗之時，即有“成吉思汗”的稱號。而依《元史》記載，在1206年統一蒙古各部之后，鐵木真才得到“成吉思汗”的稱號。第二種說法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可。成吉思汗的出生時間也是一個謎。目前存在三種說法：1161年、1162年和1167年。認為是1162年的學者居多。至于其死亡時間，《元史》的記載是，“二十二年……秋七月……乙丑”（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在今甘肅清水附近去世，“壽六十六。葬起輦谷（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境內）”。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在他下葬時，有40名童女和40匹戰馬陪葬。而且為了保密起見，他的墳冢被馬蹄踏平了。不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蒙古史專家羅茂銳（Morris Rossabi）支持以下說法，成吉思汗死后可能是天葬，因為那個時候的蒙古社會還沒有發展起墓葬文化；也就是說，他的尸體很可能被動物吃了。成吉思汗無疑極具領袖氣質和戰略智慧。即便是投降的軍隊也愿意服從他的命令，為他攻城略地，因為他能真正做到慷慨無私，賞罰分明。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有別于歷史上其他游牧民族領袖。很多歷史學家都認為，成吉思汗最大的成就是統一蒙古，而不是統一之后的軍事成功。事實上，只有在各部統一之后，蒙古才具備大規模對外侵略的能力。成吉思汗去世之時，蒙古帝國的版圖已經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對貿易和手工業的發展都持積極支持的態度。在蒙古帝國時代，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1204年，成吉思汗委托一名畏兀兒人設計了一套蒙古文字。成吉思汗有40多名后妃，以正妻孛兒帖地位最高。孛兒帖所生四子即朮赤、察合臺、窩闊臺和拖雷，繼承了成吉思汗的事業。根據13世紀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Al-Juwayni）的記載，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將龐大的蒙古帝國版圖分成了五個部分：他把契丹境內的土地分給他的兄弟及其子孫們；從海押立〔今科帕爾〕和花剌子模地區〔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部分地區〕，伸延到撒哈辛〔位于伏爾加河下游〕及布加里亞國〔今喀山附近〕的邊境地區，賜予長子朮赤；從畏兀兒〔今新疆〕起，至撒馬爾罕和不花剌〔今稱布哈拉〕，是察合臺的封地；窩闊臺的封地在今俄羅斯境內的葉密立河流域和霍博地區；拖雷的封地在蒙古本部。[17]朮赤于1227年初去世之后，封地由他的兒子拔都繼承。成吉思汗分封領地的主要影響是，它激發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積極性，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帝國版圖，但它同時也為帝國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種子。正是在這些封地的基礎之上，朮赤家族建立起金帳汗國，察合臺家族建立起察合臺汗國，窩闊臺家族建立起窩闊臺汗國，拖雷家族則建立起元朝。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在1227年至1229年之間，蒙古帝國處于權力真空期。而后，窩闊臺登上大汗之位（1229—1241年在位）。繼承窩闊臺大汗之位的是他的長子貴由（1246—1248年在位）。1242年至1246年，窩闊臺的妻子乃馬真皇后把持了蒙古帝國的國政。蒙古帝國之所以會出現權力真空期，之所以會出現皇后攝政的現象，是因為它奉行“民主推選”大汗的制度。這里所謂的“民主推選”，是指在蒙古親王主持的“庫里臺大會”上，由全體親王和貴族推舉大汗。在這種選舉制度之下，如果“選民”分歧很大，大到彼此不肯讓步，無法協調，就可能無法推舉出大汗。由于家族封地在俄羅斯境內，窩闊臺大汗掌權期間，蒙古帝國的戰略重心，不僅僅只在中國的中原地區，更在羅斯諸公國（今俄羅斯西部地區）、匈牙利、波蘭等歐洲國家，以及中亞和西亞地區。在這個過程中，窩闊臺成功地團結了朮赤家族的勢力。如上所述，朮赤家族的封地也在歐亞大陸的中西部地區。毫無疑問，朝歐亞大陸西部和西南部擴張，符合窩闊臺家族和朮赤家族的利益。但窩闊臺去世之后，這兩個家族之間的關系惡化了，因為窩闊臺的長子貴由與朮赤的次子拔都之間很早就出現了矛盾。《蒙古秘史》記載了他們二人結怨的過程：窩闊臺當政時期，貴由、拔都以及察合臺的孫子不里等人一起西征里海東面的欽察部。某日，他們舉行了慶功宴。在宴會上，年長的拔都先于貴由飲了幾杯酒。這讓貴由和不里十分不滿，他們二人馬上離開宴會，騎馬而去。臨走的時候，不里說：“拔都與我們一樣，豈能先飲！他與有胡須的老太婆們等量齊觀，我要用腳后跟踹他，用腳面來踏他。”貴由說：“我們打那些帶弓箭的老婦人們〔指拔都家族的人〕的胸脯吧！”拔都將這件事報告了窩闊臺。窩闊臺大汗異常震怒。他不準貴由謁見，罵道：“這下賤的東西，受誰挑唆，竟敢滿口對兄長胡說！〔貴由〕還不過是個混蛋，竟敢在兄長面前放肆！”最后，貴由、不里等人都受到懲罰。不過，飲酒這件事只是貴由與拔都結怨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根本原因或許有二：其一，拔都體內流淌的并非成吉思汗家族的鮮血，如前文所言，其父朮赤是篾兒乞人的后代；其二，窩闊臺當上大汗之后，將家族封地留給了貴由，而窩闊臺家族的封地又與朮赤家族的封地毗鄰，因此，作為窩闊臺家族封地繼承人的貴由，與作為朮赤家族封地繼承人的拔都之間，很可能因為領土糾紛而經常發生矛盾。顯然，在對“飲酒事件”的處理上，窩闊臺至少表面上持公正的態度，使得貴由與拔都之間的私人恩怨不至于影響帝國擴張的大局。然而，我們將會在后面發現，窩闊臺去世之后，無論是乃馬真皇后攝政時期，還是貴由當政時期，蒙古帝國往歐亞大陸西部和西南部擴張的勢頭明顯放緩。1248年，貴由去世。1248至1251年之間，因為“庫里臺大會”在大汗人選上存在嚴重分歧，蒙古帝國又經歷了一段權力真空期。盡管遭到窩闊臺家族的抵制，1251年，得到拔都家族大力支持的拖雷長子蒙哥被“庫里臺大會”推舉為大汗。蒙哥當政期間（1251—1259），窩闊臺家族的封地被分割成小塊，由窩闊臺的兒子合丹、滅里，以及孫子脫脫、海都等人分別繼承。這樣做的結果是窩闊臺家族的勢力被極大削弱。與此同時，在蒙哥大汗的支持下，他的同母弟弟忽必烈（1215—1294年）和旭烈兀（1217—1265年）則分別在中原和西亞壯大了自己的勢力。1256年，旭烈兀在西亞建立起伊兒汗國。作為蒙古帝國的一部分，伊兒汗國的領土范圍包括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土庫曼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土耳其等國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巴基斯坦的西部。四年之后，也就是1260年，忽必烈繼承了蒙哥的大汗之位。不過，他不像他的兄長蒙哥一樣，在有全體宗親參與的“庫里臺大會”被推舉為大汗，而是在只有自己人參加的“庫里臺大會”上登位，因此，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蒙古帝國大汗。換言之，至少在法律意義上，蒙古帝國已在這一年解體。自此之后，幾大汗國各自為政。伊兒汗國與金帳汗國之間甚至長期處于敵對的狀態。不過，伊兒汗國與忽必烈治下的大蒙古國（1271年后改國號為“大元”）之間則一直關系良好。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親唆魯禾帖尼別吉是基督教聶斯托里派教徒，因此，無論是忽必烈建立的元朝，還是旭烈兀建立的伊兒汗國，都引起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羅馬教皇的極大興趣。從13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教世界一直試圖與這兩個國家建立聯盟關系，以對抗伊斯蘭世界。后文將詳述這個方面的內容。
第二篇?軍事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射，從眾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飆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南宋〕彭大雅（《黑韃事略》）
1271年某月某日，伊兒汗國可汗阿八哈——旭烈兀之子——收到一封來自他的伯父、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書信，后者請他幫忙找幾位能夠制造石炮的工匠，因為攻打南宋已進入關鍵時刻，急需加強攻城部隊的火力。讀完信后，阿八哈馬上派人通知兩位制造石炮的大師，一位是木發里（很可能是今土耳其的西爾萬地區）的阿老瓦丁，一位是旭烈（很可能是今敘利亞的阿勒頗）的亦思馬因，命他們立即啟程前去援助忽必烈。于是，兩位大師攜家帶口，乘坐驛站車馬，日夜兼程地趕到大都（今北京）。他們住進了朝廷安排的官舍，很快就造出第一批石炮。這批石炮被安置在大都的五門之前。忽必烈親自觀摩了石炮的試射。他對演習效果非常滿意，賞賜了兩位大師不少綾羅綢緞。在元朝攻打南宋的過程中，兩位大師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元十年（1273年），亦思馬因曾隨元軍攻打襄陽。剛開始的時候，石炮的威力沒有發揮出來。于是，亦思馬因仔細察看地形，然后將石炮安置在城外東南角。據《元史》載：〔石彈〕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為回回炮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1274年〕，〔亦思馬因〕以疾卒。阿老瓦丁也立下了無數軍功。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軍橫渡長江，平章阿里海牙（畏兀兒人）派人尋求回回炮工匠，于是，阿老瓦丁奉命前去支援，“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阿老瓦丁〕力”。四年后，忽必烈任命他為宣武將軍、管軍總管。1285年，忽必烈再次提拔他為副萬戶。上面這些史料皆出自《元史》。讀者至少可以從中得出三個結論：其一，蒙古軍并非僅由蒙古人組成；其二，蒙古統治者對其統治范圍內的軍事技術分布狀況很熟悉；其三，蒙古統治者唯才是舉。事實上，這三個結論同時說明了一件事，即蒙古統治者在玩一種類似“滾雪球”的游戲，他們在征服某個地區之后，會整合這個地區的軍事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技術資源，然后利用這些資源去征服下一個地區，然后又整合并利用下一個被征服地區的軍事資源，繼續其征服之路。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所在的伊兒汗國，就是旭烈兀征服西亞后建立的汗國。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拖雷的兒子，是蒙哥和忽必烈的同母弟弟。蒙古統治者征服西亞地區后，就對這個地區的軍事資源做了整合，為其后對其他地區的征服提供便利。值得注意的是，某個地區具有優勢的軍事資源，尤其是其中的技術資源，往往是吸取了其他地區經驗的結果，它意味著，蒙古統治者對某一地區軍事資源的整合，實際上是對多個地區的軍事資源進行整合。換句話說，蒙古大軍攻打南宋——當然也包括其他地區——所使用的軍事資源，并不只是自己的本土資源，而是綜合了包括北地漢族、突厥、契丹、女真、黨項、畏兀兒、波斯等民族在內的所有被征服者的資源，還包括這些被征服者從其他地區吸收的技術資源，總而言之，蒙古人的軍力綜合了多種文明的優勢。第五章?軍力之謎蒙古帝國的兵力規模一直是個謎。明代學者宋濂等人在編撰《元史》時，也曾被這個問題深深困擾。原因在于，兵籍被視為軍機重務，漢臣沒有機會接觸。即便是在樞密院任職的大臣，專門負責兵籍的官員，也只有少數一兩人知道，“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正因為這個問題是一個謎，它引起中外許多學者的關注。美國歷史學家梅天穆（Timothy May）對此專門做過考證，但仍然無法得出確切的數字。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人的擴張步伐太快，兵力因征戰而頻繁增減，同時，人口數量情況——估算兵力的基礎——也因為戰亂而沒作統計。而且，由于史料過于龐雜，且編著者背景各不相同，對同一史實的記載有時也會有出入。比如，《元史·朮赤臺列傳》記載，“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為千夫長”，而據《蒙古秘史》記載：“將所有蒙古人民整編之后，成吉思可汗降下圣旨，任命一同參與建立國家的人們，來做按照以千為單位所組成的千戶的那顏們……他們成為成吉思可汗所指明的蒙古人的九十五個千戶的那顏們。”盡管《蒙古秘史》更為權威，后人以它的記載為準，但這種記錄上的差異性，無疑會影響后人的判斷。不過，雖然我們無法了解蒙古帝國各個時期的兵力情況，卻大致能了解幾個關鍵時期的兵力情況。如以《蒙古秘史》的記載為準，則在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的時候，麾下有95個千戶，即兵力大概是9.5萬。而據梅天穆的考證，到了13世紀50年代，即蒙哥大汗攻打南宋之時，麾下有90個萬戶。同期的伊兒汗國和金帳汗國各有22個和43個萬戶。察合臺汗國的兵力不詳。不過，按照梅天穆的說法，并非所有兵力都能投入戰斗。萬戶的實際兵力只能算六成，也就是說，在13世紀50年代，蒙古帝國——不包括察合臺汗國——的實際兵力約為93萬。如果算上察合臺汗國，則肯定超過百萬。也就是說，蒙古帝國的兵力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增長了至少10倍。蒙古帝國的兵力迅速增長的原因，與其征兵政策有很大關系。蒙古大軍征服一個地區后，往往會做三件事，其一是屠殺平民，其二是轉移工匠，其三是整編被征服的軍隊。對于前兩件事，后文將會有具體解釋。先解釋第三件事。與兵力之謎一樣，13世紀初的蒙古到底有多少人口，也是困擾學者的一個問題。之所以這也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蒙古并無立國經驗可循，統治者又忙于征戰，故并不經常做人口統計。綜合學者們的估計，1206年前后，蒙古人口在70萬至250萬之間。這個差距極大的數字，無礙于我們得出這樣一個判斷，即僅僅靠本族的力量，成吉思汗無法實現自己的帝國野心。于是，成吉思汗實行了整編敵軍的政策。毫無疑問，這是其整編蒙古各部族軍隊政策的延伸。按照《元史》的記載：“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乣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云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不過，遼東、云南、福建等地收編的軍隊都是“鄉兵”，即地方軍隊，不跟隨蒙古統治者“出戍他方”。“整編敵軍”的好處在于，它能迅速擴充自己的兵力，能夠集合敵軍中的人才，能夠將敵軍的優勢化為自己的優勢。至于如何集中敵軍人才、如何化敵人優勢為自己優勢，后文將有進一步闡述。總之，這是蒙古帝國的兵力呈指數級增長的重要原因。當然，這種整編政策也有消極的一面。出于對蒙古人侵犯本國或本民族的敵意，出于對蒙古人屠殺本國或本族人的憤怒，被整編者的軍事態度往往十分消極。我們將在后文中看到，這個政策的消極面是蒙古大軍入侵日本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整編敵軍的同時，蒙古統治者在其領土范圍內，還根據實際的需要，實行標準不同的征兵政策。比如，由蒙古草原各部族組成的探馬赤軍，其征兵制度是，每家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男子，不管多少都征發為兵。又比如，在窩闊臺當政的第八年，即1236年，征發宣德、太原、陜西等五路百姓當兵，每20名成年男子征1名士兵。在忽必烈當政的第十一年，即1270年，中原地區每10名成年男子出1名士兵。在伊兒汗國所在的中東地區，蒙古統治者出臺的征兵政策，也是每10名成年男子征兵1名。根據亞美尼亞——伊兒汗國附庸國——編年史記錄者格里戈（Grigor of Akanc）的記載，當地所有十五歲到六十歲的男子都被要求服兵役。除了征兵，蒙古統治者還有“征匠政策”。比如，窩闊臺于1236年頒發的指令中，除了在宣德、太原等五路征兵，還要“征匠”，除了紡織工匠以及在哈剌和林建造宮殿的工匠，都要被征用。按照元朝政府頒布的征兵條例，凡因病死于戍守地的人，100天之后，由其家中的第二名成年男子當兵；戰死的人，免其家兵役一年；極其貧窮的，以及老而無子者，從兵籍上除去他們的名字；家中人口死光了，另用別人補上；獲得人身自由的奴隸，要為原先的主人貼軍。正是在這種征兵制度之下，蒙古帝國得以維持其兵力。然而，兵力并不等同于戰斗力。戰斗力，或者說軍事效率，還與指揮結構、兵種構成、情報系統、武器裝備、作戰訓練、戰略戰術、后勤保障等有極大關系。后五項留待后文交代，這里先交代前兩項。蒙古軍隊的指揮結構，以十進制為基礎。萬戶之下設千戶，千戶之下設百戶，百戶之下設十戶。萬戶長只需對大汗負責，千戶長只需對萬戶長負責，百戶長只需對千戶長負責，十戶長只需對百戶長負責。換句話說，每一位指揮官只需指揮10個人，由此極大提高了指揮效率。這種指揮結構并非蒙古人首創。《尚書·牧誓》有云：“千夫長，百夫長。”可見，早在西周時期就存在這種“軍銜”。契丹人和女真人也采用了這種指揮結構。正是通過這種制度，成吉思汗將比較大的部族分而化之，打破各部族之間的界限。在這種指揮結構之下，士兵無法對原先部族的首領效忠，只能對其所在的“戶長”效忠，最終表現為只對大汗效忠。作為這種制度的補充，依《元史》載，萬戶長佩戴金虎符，千戶長佩戴金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通過建立世襲制，確保萬戶、千戶們對大汗的忠誠。同時，為了確保下屬對上級忠誠，成吉思汗還規定：人們只能留在指定的十戶、百戶或千戶內，不得轉移到另一單位去，也不得到別的地方尋求庇護。違反此令，遷移者要當著軍士被處死，收容者也要受嚴懲。按照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的說法，這種制度在提高指揮效率的同時，還體現了一種“真正平等的精神”，因為無論各級長官的錢財和官爵如何，每個人的勞動都和其他人一般多，彼此沒有差別。再交代一下蒙古帝國的兵種。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或朝代一樣，并非所有蒙古帝國的士兵都會上前線。按照《元史》的分類標準，蒙古兵可依職能不同而分為宿衛、鎮戍、牧馬軍、屯田軍、站赤軍、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實際上，除了前兩者，其余都不算真正的兵。宿衛是“天子之禁兵也”，也就是皇帝的禁衛軍，其職能包括警戒宮廷重地、外交儀仗、守護皇家府庫、押運地方向中央繳納的物資等。他們隨時聽候皇帝詔令，在皇帝出巡之時，作為扈從軍護衛。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大功臣，被稱為“四杰”的博爾忽、博爾術、木華黎以及赤老溫，即掌管宿衛軍。鎮戍軍的職能是鎮守四方。按《元史·兵志》的說法，“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成吉思汗定下的制度是：邊遠的軍事及交通要地由宗王們鎮守；河洛、山東等地處國家的內地中心，由蒙古軍、探馬赤軍等重要軍事機構駐守；淮河、江南以南地區，由漢軍和新附軍戍守。美國歷史學家布伊爾（Paul D. Buell）認為，鎮戍軍對蒙古帝國的擴張十分重要：“鎮戍軍是一支特別的軍隊，它由精選的千戶組成，他們負責鎮守被征服的地區，如有機會，他們會繼續征戰。”《元史》的作者宋濂等人則如此評論：“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哉！”諸兵種中，最具蒙古帝國特色的，當屬牧馬軍。這是因為他們興起于北方草原，以騎馬射箭為習俗，并且“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在古代與農耕文明對峙的戰場之上，憑借戰馬提供的反應速度，蒙古人有著決定性的戰術優勢，比如，他們可以對漢族村落采取“掠了就跑”的戰術，他們可以迅速返回草原，躲避不那么迅捷的漢族軍隊的進攻。蒙古牧馬軍也設有千戶、百戶之職。至于屯田軍，漢、魏以來都有設置，是“養兵息民之要道也”。蒙古大軍在征伐之時，每每遇到防守堅固的城池，就一定會實行屯田來與之相持。在征服并接管郡縣之后，蒙古統治者會在郡縣中設置弓手，其職責是防范盜賊、負責巡邏、抓捕罪犯，官府有物資過境時，則承擔接引護送的工作。鷹房捕獵也是具有蒙古特色的兵種，在蒙古語中，他們被稱為“昔寶赤”，是為皇帝和宗王豢養鷹隼的人。至于站赤軍和急遞鋪兵，將在下一章中作具體介紹。第六章?軍情系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指揮阿拉曼戰役和諾曼底登陸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戰爭史》一書中寫道：“成吉思汗的軍隊具有很高的軍事效率，他們將作戰的機動性與協作性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協作能力使其成為當時最有組織性的軍隊，他們軍事上成功的關鍵在于情報體系。”美國歷史學家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則在《情報工作起源》一書中感嘆道，成吉思汗就像是世界的統治者，他不僅了解帝國周邊的情報，還了解并不與蒙古接壤的其他國家的情報，“成吉思汗明白，掌握其將要征戰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報的重要性，這是他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情報工作對于戰爭的重要性，中國古人早就已經十分了解。春秋時期吳國的軍事家孫武即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過，將這個理論發揮到一個新的高度的，是蒙古帝國的幾位大汗。西方人筆下的蒙古帝國的情報系統，指的是“站赤”和“急遞鋪兵”這兩項情報傳遞制度，以及多種情報搜集制度。按照《元史》的說法，“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它的主要職能是通報邊境的軍情，傳達上級號令，“未有重于此者焉”。“急遞鋪兵”指的是快遞情報的兵卒。驛站制度并非蒙古人的創舉。商代的甲骨文里已有記載：“來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東鄙。”這里所謂的“僖”，指的就是報告軍情的士卒。西周時期已有指代郵驛的“郵”字，并有用郵車、快馬傳遞緊急“簡書”的郵傳制度。公元前550年左右的波斯帝國，也已設立傳遞緊急情報的郵政驛站。不過，因為成吉思汗創下的霸業太大，蒙古人的驛站制度似乎更受關注。事實上，很多西方人并不清楚，真正為蒙古帝國設下站赤制度的，并非成吉思汗，而是他的兒子窩闊臺。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窩闊臺在去世之前總結了自己的功過得失，在總結四件功勞時，他說：“坐在父親的大位里，我在汗父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我遠征金國，滅了金國。我的第二件事，是為使我們的使臣在路上可以疾馳，并搬運所需的東西，設了驛站。還有另一件事，是在沒有水的地方，挖出水井，使百姓得到水草。我還在各方各城市的百姓中，設置了先鋒、探馬等官，使百姓能生活安定。”但窩闊臺沒有把功勞都算在自己身上。他說，設置驛站這件事，“是察乃、孛勒合答兒兩個人想起來，向我們提議的。”由于現有史料有限，我們很難得知包括金帳汗國、伊兒汗國等汗國在內的蒙古帝國的驛站制度詳情，而只能從元朝留下的史料中窺斑見豹。根據《元史》的記載，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設置了近1400處驛站。至于用來傳遞軍情的工具，陸路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水路則用船。比如，在陜西行中書省設置的81處驛站，即配置了7629匹快馬；在江西等處行中書省設置的69處水上驛站，則配置了568艘船。通過驛站傳遞的各種情報，以輕重緩急為標準進行分類。加蓋玉璽的驛傳書信，被稱為“鋪馬圣旨”。如果遇到緊急軍務，會以“金字圓符”為憑證，緊急程度稍次的，則以“銀字圓符”為憑證。各路驛站都設有都統領司，他們直接隸屬于各路總管府。1274年，忽必烈將各驛站都統領司改為通政院。驛站的官員有驛令、提領及脫脫禾孫。其中，脫脫禾孫主要負責在交通要沖盤查行人。這些官員歸屬通政院和兵部管轄。對于驛站的財政支出、資源配備、權責范圍等方面，元朝政府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比如，窩闊臺在1229年下令：“各驛站都要設置米倉，驛站所轄站戶每家每年要交納一石米，專設一名百戶主管此事。”忽必烈在1264年下令：“站戶可享受四頃農田免交稅糧的政策，其余農田則全部要繳納土地稅。”元朝政府還對往來使臣的待遇做出詳細的規定。比如，窩闊臺規定，“北方來的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忽必烈則規定，“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鹽雜用發錢十文，冬季每天發給炭五斤”。至于“急遞鋪兵”制度，元朝政府規定，各處官府要依路程的遠近、人數的多少，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就設一個急遞站鋪，每鋪設急遞鋪兵五人。此類兵卒從各州縣百姓中征發。快遞的情報要封鎖在匣子里，“其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明代學者宋濂等人評論，正是因為有完備的驛站制度，“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意思是說，驛站使天下資源能匯聚一堂，這是元朝強盛的重要原因。不過，以蒙古帝國幅員之遼闊，東征西伐之頻密，僅有完備的情報傳遞制度，沒有高效的情報收集制度，其軍政要務也無法正常運轉。蒙古帝國通過兩種方式收集情報：一種是直接的方式，比如直接派間諜或偵察兵去刺探情報；一種是間接的方式，比如在邊境集市偷聽敵國商旅的談話，或者與過境的別國商旅交談，或者收買敵國官員和平民，通過迂回的手段獲得情報。至于情報的內容，則不僅限于軍事方面，而是無所不包的。德沃尼克在《情報工作起源》一書中說，在蒙古帝國的情報收集系統中，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帝國的政策是善待商人，可汗們不僅保護貿易通道，有時還會直接資助商業組織。這種政策使其得到商人們的支持。為了與蒙古統治者保持友好關系，商人們會向他們提供大量信息。而商人們的優勢在于，“他們控制了中國和中亞之間的一切貿易。他們清楚所有的道路情況。他們是精明的觀察者，他們熟悉沿途的經濟和政治情況……他們接觸過許多官員。他們了解從波斯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通過商人收集情報，是蒙古帝國情報體系的獨特之處。正是通過與花剌子模帝國有生意往來的商人，成吉思汗掌握了這個中亞國家的宗教情況，以至于在1218年時，派出了一個由穆斯林組成的龐大商隊出使這個國家。當商隊抵達花剌子模國的訛答剌城時，該城守將以蒙古商隊是間諜為由，處死了幾乎所有商隊成員。這件事成為蒙古入侵中亞和西亞伊斯蘭世界的導火索。在邊境集市搜集情報也是一個重要渠道，但這并不僅僅是蒙古人采用的方式。根據《金史》的記載，金世宗曾在1177年對宰臣說，宋人喜歡制造事端，違背盟約，不可不防備他們，因此，陜西沿邊的榷場（指邊貿市場），除保留一處，其他的都要關閉，“令所司嚴察奸細”。與歷史上所有國家一樣，在蒙古帝國的情報收集系統中，偵察兵扮演了重要角色。馬可·波羅見識過蒙古大軍的戰斗編隊。根據他的描述，蒙古軍一般會派出四組偵察部隊，每個部隊由200名士兵組成。其中一組偵察部隊充當先鋒，他們比主力部隊提前兩天出發，去刺探敵軍的動向、扎營位置等情況，其余三組在主力部隊側翼和后方警戒，以防敵人的突然襲擊。《蒙古秘史》記載了一個例子：成吉思汗與王汗要一起攻打札木合。在與王汗的大軍會師之后，兩路人馬順著克魯倫河行軍。成吉思可汗派阿勒壇、忽察兒、答里臺三個人做先鋒……在這些先鋒的前面，還派出哨望（打探前路軍情的分隊）……剛要下寨的時候，在赤忽兒忽（地名）的哨望派人前來報告：“敵人來啦！”于是，成吉思汗就放棄了駐營的計劃。還有一個例子是，1220年秋，由于難以抵擋蒙古大軍的攻勢，花剌子模帝國統治者摩訶末倉皇出逃。于是，哲別和速不臺率軍追殺。他們一直追到里海附近，但最終還是讓摩訶末逃掉了。不過，蒙古大軍并沒有急于返回，而是順道偵察了里海一帶的虛實。蒙古人對軍事偵察的重視，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關。古代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迫使他們不得不未雨綢繆，在遷徙之前，四處派人去尋找合適的落腳地。軍事偵察是這種生活方式的自然引申。除了親力親為的軍事偵察，蒙古人顯然知道如何利用人的貪欲，收買敵國內部的人充當間諜。據英國歷史學家哈羅德·切希爾（Harold T. Cheshire）考證，蒙古大軍入侵羅斯國（今俄羅斯）和保加爾國之后，曾雇傭這兩個被征服國家的居民充當間諜。這些間諜經過里海潛入歐洲國家，收集了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勢、各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十字軍東征后的兵力損失情況，以及羅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與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間的斗爭情況。這些間諜刺探到的各個方面的情報，正是通過前面說的情報傳遞系統，傳回了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當蒙古統治者了解到，歐洲人全然不知蒙古已入侵羅斯國，也不清楚蒙古的兵力情況，便制訂了入侵波蘭和匈牙利的計劃。不過，美國歷史學家德沃尼克認為，速不臺并沒有雇傭平民充當間諜，而是從囚犯、商人和其他歐洲人那里收集的情報。蒙古帝國在所有被征服國家都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網絡。美國歷史學家帕亞斯利安（Simon Payaslian）在《亞美尼亞史》一書中提到的一起歷史事件，展示了蒙古帝國的間諜無孔不入的能力：1236年，蒙古帝國征服了中亞國家亞美尼亞。由于大汗窩闊臺滿足于已獲得的戰利品，他沒有向這個被征服國家征收苛捐雜稅。然而好景不長。從1243年起，蒙古統治者開始向亞美尼亞征收重稅。1248年底時，不堪重負的亞美尼亞貴族醞釀叛亂。但他們的叛亂計劃最終流產，因為蒙古人已提前獲知叛亂消息。后來，叛亂組織者被拘押在哈剌和林。第七章?集天下利器相對于定居的農耕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經常處于遷徙之中。他們經常由東至西或由西至東，由北至南或由南至北，到處放牧，活動空間比農耕民族寬廣得多，因此有更多機會去接觸更多種類的文明。而且游牧民族以狩獵為主要生活內容之一，經常為爭奪水草而互相沖突，因而對侵略和戰爭習以為常。好的武器對于游牧民族的意義，如同好的農具對于農耕民族的意義，都是維持生計、提升戰斗力和生產力的根本需要。因此，在與其他文明的互動中，他們往往會優先關注并引進對方先進的武器技術。13世紀的蒙古人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根據美國歷史學家丹尼斯·西諾爾（Denis Sinor）的考證，生活在13世紀初的蒙古人，其武器裝備與1世紀時并無太多不同。但當他們走出蒙古大草原，對外發起侵略之后，就從敵人和被征服者身上吸收了更多的軍事技術。比如，征服高麗之后，蒙古人利用后者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水軍。這支水軍在打敗南宋——亞洲海洋大國——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們吸收了西亞的重裝甲技術，比如鏈甲、頭盔、胸甲、馬鎧等。正如語言學家所發現的，在蒙古語中，“胸甲”一詞的發音（begder），與波斯語中“鏈甲”一詞的發音（bagtar）近似。在征服北高加索一帶的阿蘭人之后，他們迫使擅長制造胸甲的阿蘭人源源不斷地提供這種防御裝備。據美國歷史學家馬丁內茲（A. P. Martinez）的考證，蒙古大軍西征的時候是輕騎兵，但在波斯人的影響下，他們改裝成了中型或重型裝甲騎兵。這種改變在伊兒汗國尤其明顯。他們之所以做出這些改變，是為了適應地形的需要，是為了對付主要的敵人——馬穆魯克，同時也是應對國情變化的需要。蒙古軍隊在裝備上的變化，隨后又影響到其他國家。比如，1252年，德意志帝國特使出訪匈牙利期間，就對加利奇公國大公達尼洛的兵團印象深刻，因為整個兵團——從人到馬——都裝備了“韃靼裝甲”。而且這些“閃閃發光的武器”是依照蒙古軍隊的樣式打造的。加利奇公國是斯拉夫人在東歐建立的一個公國，其勢力范圍涵蓋今波蘭與烏克蘭的部分領土。1240年，蒙古大軍曾夷平這個國家，達尼洛大公被迫逃入匈牙利避難。有意思的是，1256年，達尼洛正是率領這支裝備“韃靼裝甲”的兵團將蒙古軍隊驅逐出境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加利奇公國建立起了軍事優勢。事實上，四年之后，達尼洛不得不承認蒙古人的統治。蒙古統治者對軍事技術的重視，體現在他們對工匠的態度上。蒙古大軍每征服一個地區，都會將制弓手、制箭手、制作箭袋與弓袋的工匠、制造刀劍的鐵匠，以及制造其他武器裝備的工匠安置在特定的城鎮中，直接受蒙古朝廷的監督。而且所有工匠都按勞付酬，至少原則上如此。比如，蒙古帝國滅金之后，即在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等地集中安置工匠，命其制造攻打南宋的兵器。在諸多工匠之中，窩闊臺大汗最欣賞的就是來自金地渾源（屬山西）的孫威。依《元史》記載，孫威擅長制作鎧甲，曾特意制作蹄筋翎根鎧進獻窩闊臺。為試驗這套鎧甲的防御功能，窩闊臺親自引弓射它，結果不能射穿，于是，“〔太宗〕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符〔相當于千戶長〕，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復以錦衣賜威。”巴格達（中國古籍中稱“報達”）也是一個例子。1258年，攻陷阿拔斯帝國首都巴格達之后，蒙古人殺害了他們的哈里發穆斯塔辛，屠殺了數十萬無辜平民，唯獨對工匠刀下留情。巴格達市區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蒙古人用來安置生產鏈甲、頭盔和其他武器裝備的伊拉克工匠。然而，工匠們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為了使他們盡可能接近戰區，以提高戰時的裝備效率，蒙古人通常會將工匠們從一個地區送到另一個地區。根據俄羅斯的編年史，1255年，很多制鞍匠、制弓匠、制作箭袋的工匠，以及各種金屬匠，都迅速逃離羅斯國，以免被蒙古官員抓起來。他們的逃跑是經人刻意安排的，因為如果他們落入蒙古人手中，他們將不得不遵照征服者的要求制作武器，而且很可能被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毫無疑問，蒙古統治者已經認識到，除了奪取敵人的武器，占有并改造敵人的軍事技術，是提升自己戰斗力的最佳渠道。這種戰略在客觀上又促進了東西方文明尤其是軍事技術的交流。比如，兩種十分重要的進攻性武器，配重拋石機（counterweight trebuchet，即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制造的石炮）和火藥，就是在蒙古帝國時代，一個從西方傳播到中國，一個從中國傳播到西方。不過，不少西方歷史學家和軍事史專家認為，西方的配重拋石機也可能起源于中國。早在中國的春秋時期，拋石機已經作為武器出現。比如，在令周桓王姬林（前719—前697年在位）名譽掃地的“繻葛之戰”中，鄭莊公的軍隊就使用了這種武器。成書于春秋末期的《左傳》有記載：五年〔公元前707年〕王〔指周桓王）奪鄭伯〔指鄭莊公〕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鄭伯〕以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雙方〕戰于繻葛〔今河南長葛北〕，〔鄭伯〕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在《范蠡兵法》中，“旝”指的就是飛石。《墨子》記載：“方石去地尺，關石于其下，縣絲于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引也。未變而石易，收也。”西方最早記載拋石機的典籍，是拜占庭帝國皇帝莫里斯（539—602年）撰寫的《策略》。這本書記載了一種能發射石塊的弩炮，這種武器基于一個轉柜之上。7世紀時，阿拉伯人也使用了拋石機。與中國古代的拋石機相同，它們都是以人力牽引為動力。據說，為阿拉伯人的拋石機提供牽引動力的人，少則需要50人，多則需要250人。配重拋石機出現于11至12世紀。以巨石或極沉的金屬作為配重，以巨石或金屬的重量作為發射石炮的動力，它能將100千克重的石頭拋出275米遠。這種拋石機還改良了瞄準技術。根據拜占庭帝國歷史學家尼克達斯（Niketas Choniates）的記載，1165年，拜占庭帝國皇帝安德羅尼卡就將配重拋石機用于攻打匈牙利的城堡。而據美國歷史學家切維登（Paul E. Chevedden）考證，拜占庭在1097年圍攻尼西亞時已使用這種武器。切維登認為，配重拋石機的出現，是十字軍東征的結果。換句話說，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沖突的結果。在13世紀初對圣地耶路撒冷的爭奪戰中，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廣泛地使用了這種武器。這種武器很快就引起了西征的蒙古人的濃厚興趣。1220年，成吉思汗大軍在攻打布哈拉時，曾遭到對手配重拋石機和燃燒彈的密集反攻。毫無疑問，蒙古大軍在攻陷布哈拉或其他配備這種武器的戰略城市之后，會繳獲不少這種既能攻城又能防御的重型武器。最令歷史學家和軍事史學家們感興趣的問題在于，蒙古人何時建立了自己的配重拋石機兵種。事實上，在1219年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經見識過石炮的威力。1205年，成吉思汗大軍入侵西夏時，首次遭到防御工事、城墻、石炮和火藥武器的挑戰。不過，那種石炮還是原始的牽引拋石機。不久之后，成吉思汗建立起了自己的石炮軍。這支新兵種的首席設計師是蒙古人唵木海。《元史》記載道：“〔唵木海〕與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成吉思汗〕嘗問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對曰：‘攻城以炮石為先，力重而能及遠故也。’”這段對話很可能發生在1214年。這一年，蒙古國太師木華黎起兵南征。在他出發之前，成吉思汗曾對他說，“唵木海提出的攻城用炮的計策很好，你如果能任用他，有什么城池不能攻破？！”隨后，成吉思汗授予唵木海金符，即千戶之職，還讓他隨軍出征，擔任炮手達魯花赤。唵木海挑選了500多人進行教學訓練。在蒙古未來征服各國的戰役中，這些人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歷史學家認為，蒙古設立石炮軍的意義在于，它表明了蒙古在華北的軍事目標的改變，從延續千百年的不時襲擊，變為有野心的征服之戰，表明蒙古人有永久占領漢地的打算。根據曾在1221年訪問蒙古首都哈剌和林的南宋特使孟珙的記載，蒙古大軍當時已有多種攻城機械，除了攀登城墻所需的移動云梯、有助于靠近堡壘的隱蔽通道，還有裝置了炮座的拋石機。窩闊臺及蒙哥當政時期，石炮軍的規模逐漸擴大。《元史》有載，“始太祖、太宗征討之際，于隨路取發，并攻破州縣，招收鐵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管領出征，壬子年俱作炮手附籍。”正是在“俱作炮手附籍”的壬子年，即1252年，這些石炮兵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年，忽必烈率軍征討西南少數民族。隨軍出征的有速不臺的兒子兀良合臺。在攻打金沙江附近的白蠻部落期間，有一處山寨地勢險要，蒙古大軍久攻不下。于是，“兀良合臺率精銳立炮攻之”。次年，旭烈兀奉兄長蒙哥大汗之命率軍西征。根據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的記載，旭烈兀出發之前，特地“遣人到契丹去取射石機手和火油投擲手，他們從契丹取來一千戶射石機手，他們用石彈可以把針眼變成駱駝的通道，因為用筋和膠如此結實地固定射石機架，以至當他們從下向上瞄準時，石頭不落回來”。據另一位13世紀的波斯歷史學家拉施特（Rashid al-Din）所寫《史集》的記載，1259年，旭烈兀大軍在攻打敘利亞的阿勒頗（西亞制作拋石機的軍事重鎮，位于今敘利亞西北部）時，遭遇守城軍民的頑強抵抗，“在四十晝夜中同堡內駐軍作戰，雙方用石炮發射石頭”。拉施特還描寫了兩位石炮發射能手的高超技術：城中有個箭無虛發的石炮發射能手。他用石頭射死了很多人。異密們〔軍事長官們〕無法對付他。巴忒剌丁·魯魯〔某個已臣服蒙古的西亞國家蘇丹〕那里也有個很機靈的石炮發射能手。他把那人叫了來，那人便架起一座高大的石炮來對付城中的石炮。雙方的石炮同時射出石塊。兩塊石頭在空中互相撞擊，碎裂成小塊。雙方都為兩位炮手的高超技術驚異不止。最后，外面的石炮被焚毀了。由于史料有限，我們很難確切回答的問題是：兀良合臺和旭烈兀大軍所使用的石炮或射石機，到底是牽引拋石機還是配重拋石機？基于拉施特提供的史料進行判斷，牽引拋石機的概率更大，因為在遭到裝置有瞄準設備的配重拋石機攻擊時，“異密們無法對付他們”，以至于最終要依靠被征服的西亞人的幫助。而西亞人架起的那座“高大的石炮”，則很可能就是配重拋石機。正因為雙方的拋石機都配有瞄準裝置，才上演了“兩塊石頭在空中互相撞擊”的好戲。換句話說，盡管蒙古人早已建立起石炮軍，但在旭烈兀出征之前，即1253年之前，他們很可能還沒有掌握制造和操作配重拋石機的技術。毫無疑問，在總結西征經驗并與兄長忽必烈分享這些經驗時，旭烈兀不會忽視配重拋石機的重要性。或許正因為如此，在1271年的時候，忽必烈才會想到要向阿八哈——旭烈兀之子——借調制作配重拋石機的專家，本篇篇首出現的那兩個西亞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才有機會為忽必烈效力。正是在這兩位武器大師的努力之下，蒙古人的石炮（牽引拋石機）升級為配重拋石機。據《元史》記載，1273年，忽必烈下令修建正陽東西兩座城，設置大炮（配重拋石機）200多尊，與南宋軍隊作戰。也正是在這一年的攻克襄陽城的戰役中，這種石炮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蒙古人的征伐及統治下，不僅西方的武器技術得以傳入中國，中國的武器技術也得以傳入西方，比如火藥武器。關于火藥和火器的起源，學者們爭論過很長時間。西方人曾經一直認為，火藥是德國方濟各會修士、煉金術師施瓦茨發明的，時間大概在1313年至1353年。直至20世紀初，這種說法才被有力地駁倒。荷蘭漢學家施列格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大量證據，證明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在這個過程中，20世紀英國著名漢學家、科技史學家李約瑟（Josehp Needham）作了很多貢獻。據李約瑟考證，最早提到火藥的文獻要追溯到9世紀的中國。大概在1000年左右，中國出現了使用火藥的炸彈或手榴彈。不過，由于那時的火藥質量不高，要么引信燃燒過程太長，要么突然燃燒導致爆炸，因而沒有廣泛應用于軍事上。1100年左右，中國人已發明了火槍，但仍然無法克服化學過程忽快忽慢的缺陷。幾十年后，因為掌握了經提純的硝酸鈉的比例，火藥武器才真正發揮出作用。1232年，蒙古大軍攻打金朝首都汴梁（今開封）時，就遭遇了這種炸彈或榴彈。學者仍然在爭論的問題則是，火藥是在何時、由何人傳到西方的。中西方專家試圖從語義學的角度證明，火藥是在13世紀傳到阿拉伯世界的。1240年左右，阿拉伯人開始將硝石——火藥的重要成分——稱作“中國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還用“藥”這個詞來指“火藥”。實際上，13世紀之前，中國人已將“火藥”簡稱為“藥”了。美國歷史學家奧森（Thomas T. Allsen）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火藥傳到印度次大陸的時間，大概是13世紀中期，在1267年前后傳到西歐，但直到14世紀，西方人才得見完整的火藥方劑。李約瑟認為，將這種軍事技術傳到西方的，主要是西方旅行者及其中國隨從。美國歷史學家奧森則認為，很可能是蒙古軍隊在西征過程中，將火藥和火器技術帶到西方，而且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實現：其一是蒙古軍隊的內部交流；其二是通過在戰場上的應用。蒙古軍隊中，既有西亞的穆斯林，又有東亞的漢人，雙方很可能互相學習軍事技術，漢人可能學習穆斯林的配重拋石機技術，西亞穆斯林可能學習漢人的火藥技術。而后，火藥很可能通過穆斯林傳到歐洲。至于戰場應用，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期間，火器就派上了用場。比如，1220年攻打布哈拉時，蒙古人就動用了火箭。奧森還注意到《元史》提到的一場戰事：1220年，成吉思汗的將軍郭寶玉（唐代名臣郭子儀后裔）攻陷挦思干城（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附近）之后，駐扎在暗木河（即中亞的阿姆河）。敵人在河邊有堡壘十余座，還“陳船河中”。郭寶玉待風濤暴起之時，“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不過，蒙古人當時所用的“火箭”，與真正的火藥武器相去甚遠，盡管如此，奧森認為它會改變西方人的觀念。火藥和火器傳到西方之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過改良之后的火器，首先是以加農炮的形式出現，然后是以手槍的形式，但出現的時間各有不同。加農炮出現在印度的時間是1442年，出現在伊朗和中亞的時間更早一些，大概是在1360—1370年，但具體年份并不清楚。在巴爾干半島地區，火器大概出現于1350年，至1380年已經很常見。俄羅斯編年史首次提到火炮是在1382年。不過，正如英國歷史學家佩西（Arnold Pacey）所說，技術轉移是文明間的對話過程，接收方會基于自身的經驗、條件和需要，來考慮是接受還是拒絕某種技術，而這個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在火藥傳入西方約兩百年之后，即15世紀中期，加農炮才成為攻城略地的核心武器。第八章?裝備蒙古士兵的裝備情況，也是歷史學家熱衷于討論的問題。總的來說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蒙古兵的裝備與10至11世紀的遼（契丹）兵類似，以復合弓為主，但裝備算得上比較精良；另一種認為，蒙古帝國起初并不強大，只有少數人才配備武器。除了復合弓，其余的武器裝備都是在戰場上斬獲的戰利品。直到后來，蒙古人才有一套專業的裝備其軍隊的體系。第一種觀點是基于柏朗嘉賓（John of Plano Carpini）的出使報告。柏朗嘉賓是天主教方濟各會修士，13世紀40年代，他曾奉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之命，出使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對于這次出使，后文將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柏朗嘉賓在出使報告中如此寫道：“他們〔指蒙古兵〕至少會攜帶下列武器：兩到三張弓，或至少一張良弓；滿滿三袋的箭；一把斧子；若干尺用來拖拉戰爭器具的韁繩。那些富裕的士兵則配備刀劍，他們的戰馬配有馬甲，他們有頭盔和胸甲。”而依《遼史》記載，每名遼兵要配馬三匹，鐵甲九件，還要根據自己的能力配備馬鞍墊、韁繩、馬甲皮、馬甲鐵；每人要配弓四張，箭400支，長短槍、?、斧鉞等各一件，還要準備系馬繩200尺。相比之下，蒙古兵攜帶的裝備比遼兵要少，看上去有損實力和安全性，但這使他們更加輕便，從而獲得更多的機動性。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武器蒙古人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復合弓。這種弓由木、角、筋、膠、絲等材料制成，其最大射程能達到500米，有效射程為300米左右。這種弓比西歐十字軍使用的十字弓要好得多。十字弓雖然穿透力比較強，但有效射程只有75米左右，其最大的劣勢是無法兼顧射程和準確度。直至14世紀，威爾士人和英格蘭人才制作出可與復合弓匹敵的長弓，其有效射程為220米。與持長弓和十字弓的弓箭手不同，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以及中東的弓箭手在拉弓時都會使用扳指，以減輕弓弦對拇指產生的壓力。《十字弓》一書作者、19世紀的歷史學家、工程師加爾韋（William Payne-Gallwey）說，使用扳指會使拉弓變得更輕松，從而可以加快拉弓的頻率。復合弓的殺傷力還取決于箭頭。制造箭頭的材料有鐵、鋼、動物的角或骨，它們因士兵的經常打磨而鋒利無比。箭頭的長度在5厘米左右，它們都有不同的功能，有的用來射穿盔甲，有的用來發射信號。復合弓也有缺點，潮濕的天氣會降低它的效用。如果在雨天使用，復合弓可能就毀了。因此，如果游牧民族不得不在雨中與農耕民族作戰，他們將要么選擇混戰，要么選擇逃走。游牧民族通常會選擇撤退，雖然他們的馬上騎射功夫了得，但地面的刀槍功夫不如敵人。由于復合弓的射程遠，蒙古人往往用它來震懾敵人，經常制造“箭雨”以破壞敵軍的陣型。如果想追求命中率，他們會選擇在150米以內射擊。蒙古人也使用標槍、長矛、刀劍、套索等武器，但這些武器并非主要武器，這里不做介紹。盔甲蒙古大軍主要是輕騎兵，但他們通常也有盔甲護體。根據柏朗嘉賓的描述，他們的盔甲一般都是用皮革制成。蒙古騎兵更喜歡穿層狀盔甲（lamellar armor），因為這種盔甲制作相對簡單，而且比鐵甲更能防御弓箭的傷害。英國歷史學家大衛·尼科爾（David Nicolle）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實驗表明，鐵甲能阻擋一定射程的弓箭襲擊，但無法避免遭受傷害。在防御弓箭傷害方面，層狀盔甲比鐵甲更加有效。”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騎兵的后背通常沒有盔甲保護，因為這樣腋窩的感覺更自在，不會妨礙他們拉弓射箭。有的蒙古騎兵根本不穿盔甲，只穿傳統長衫。他們在雨天會穿上經過涂層處理的外套，以免被雨水淋透。他們有用來御寒的風衣。即便是在夏天行軍的時候，他們也會攜帶這些衣物。蒙古騎兵配備有簡單的頭盔，一般是銅制或鐵制，頭盔的兩側配有副翼，以更好地保護耳朵和脖子。方濟各會修士柏朗嘉賓回到歐洲之后，曾建議西歐國家采用蒙古人的裝備方式。不過，真正效仿的卻是東歐國家。或許是因為經常面臨草原民族的威脅，東歐人后來依蒙古標準改革了自己的裝備系統，他們還廣泛使用了復合弓和層狀盔甲。據說，14世紀西歐出現的鎖子甲夾克，也是仿效蒙古騎兵衣著的結果。戰馬蒙古帝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戰馬。無論是對軍情傳遞還是對攻城略地而言，戰馬都是至關重要的。雖然與西歐和中東的戰馬相比，蒙古馬個頭更小，但它們更有耐力，更能適應惡劣的環境。宋朝彭大雅在《黑韃事略》中如此描述蒙古騎兵的成長過程：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射，從眾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飆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13世紀時，征戰四方的蒙古騎兵，每人都會配備好幾匹馬，因為有了替班馬匹之后，可以加快并保持行軍速度，還可以避免某匹馬體力耗盡。南宋孟珙所撰《蒙韃備錄》有言：“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這是由草原戰爭的性質決定的。草原民族擅長的佯攻和佯退戰術，以及為了追求機動性而長時間的奔馳，需要他們在一場戰役中配備多匹戰馬。正如前文所引用的《遼史》，每名遼國騎兵也都要求配備三匹戰馬。草原民族對戰馬的重視，從《金史》和《元史》中可以看出。前者設有《諸群牧馬政》章節，后者設有《馬政》專篇。金朝專設了群牧所，元朝設置了太仆寺，專責主管放牧戰馬的事情。依《元史·兵志·馬政》，“蓋其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仆之馬，殆不可以數計，亦一代之盛哉”。公馬養至四歲時，蒙古人會將它去勢，使其變得更溫順，更能勝任戰爭場面。蒙古人還經常騎著母馬上戰場，因為它溫順且能提供馬奶。歐洲人的做法則不同，他們都是騎著種馬沖鋒陷陣。蒙古人不會放任戰馬吃草。比如，他們禁止被騎著的馬吃草。只有在馬鞍被卸下、體溫下降、呼吸恢復正常之后，戰馬才被允許吃草。為了在春天養肥戰馬，蒙古人不會在春天騎馬。一旦秋天來臨，戰馬吃草的時間會縮短，因而會變瘦，變得更有耐力。蒙古人最喜歡在秋天作戰。原因在于，秋天是農耕世界的收獲季節，而戰爭會毀壞農民的農作物，因而會導致饑荒，削弱敵國的國力，使其有內亂的危險。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在秋收時節，農民不愿離開他們的農田，對抗侵略者的兵力會因此而減少。美國歷史學家史密斯（John Masson Smith）說，蒙古軍隊的行軍速度并不像人們想象中那么快，估計每日行軍一般不會超過25千米，因為他們的戰馬要吃草。但根據馬可·波羅的說法，蒙古人只允許戰馬在晚上吃草，然后次日早上接著騎馬行軍，到了黃昏再扎營。這兩種說法的核心都在于，為了讓戰馬保持最佳狀態，蒙古人會選擇不緊不慢地行軍。當然，如果有必要，蒙古人也會急行軍。征伐過程中的蒙古人總是盡力爭奪牧場，因為只有戰馬有精神，他們才會有戰斗力。蒙古人在中亞和中東奪得兩塊大牧場：一塊是在今阿塞拜疆境內的穆甘平原，另一塊是在今黎巴嫩境內的比哈河谷。蒙古人的出現自然會引起周邊國家的不安，從而會導致沖突，盡管這些沖突并不在蒙古人計劃之中。占據牧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尤其關乎蒙古人的作戰方式是否有效。由于沒有足夠的牧場，蒙古人無法在敘利亞這樣的地方長期駐扎足夠的兵力，往往是在資源耗盡后就不得不選擇撤離。
第九章?掠奪與后勤蒙古大軍以十戶為標準，規定需要攜帶的食物和炊具。比如，入侵花剌子模帝國期間（1219—1222年），每十戶配備的給養物品是：三條或三條半干羊肉，以及一口大鐵鍋。毫無疑問，僅憑這些給養是無法滿足士兵需要的。要理解蒙古大軍的后勤問題，還必須考慮其遠征作戰的特點，即遠征的不僅僅是蒙古大軍，還包括軍中將士的家眷，以及他們牧養的馬、羊等牲畜。比如，旭烈兀率軍西征時（1253年），總共帶了15萬兵馬。而據美國歷史學家史密斯估計，每名將士大概有5至6名家眷，于是，隨軍出征的家眷達75萬至90萬之眾。每家又估計牧有100只羊（或100只羊當量的其他牲畜）和10匹馬。羊是主要的食物來源，馬則是戰馬或運輸工具。如果以每匹馬相當于5只羊計算，隨軍出征的羊的數量達到2250萬只。毫無疑問，如此龐大的行軍隊伍，必然會影響行進速度。比如，小羊羔每天只能走五六千米路程。因此，遇到緊急軍情的時候，大軍必然會加速先行，家眷及牲畜則只能慢慢尾隨。正所謂“遠水解不了近渴”，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干糧，維持生命和戰斗力，蒙古兵必然會頻頻搶劫。按照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的說法，蒙古統治者之所以不讓士兵配備足夠給養，是因為“獅子只要不餓，根本不去獵取、襲擊野獸”，“吃得太飽的狗不獵野獸”，“餓著你的狗，它才跟你走”。正因為他們欣賞這種哲學，如孟珙《蒙韃備錄》所言：“〔蒙古人〕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當然，劫掠平民以保證自己的給養，不只有蒙古軍隊奉行這樣的哲學。比如，依照遼的兵制，遼兵都不配發干糧，但每名遼兵都配有一名“打草谷家丁”，他的職責就是“四出抄掠以供之〔指遼兵〕”。據美國歷史學家唐納德·恩格斯（Donald W. Engels）考證，亞歷山大大帝時期，馬其頓遠征軍通常會以結盟的方式保證給養，否則也會行劫掠之事，“那些沒有在馬其頓軍隊到來前投降的地區被認為是敵人，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采取特別的行動來確保軍隊的糧食供應”。而蒙古軍隊需要的不僅是糧食，還包括牧場。如果有哪個地區拒絕臣服，蒙古軍就會將它夷為平地，變成一片牧場。即便選擇了臣服，這個地區的良田也經常會被“改造”成為牧場。蒙古人的膳食結構很簡單。方濟各會修士柏朗嘉賓說：“他們吃所有能吃的東西，他們吃狗、狼、狐貍和馬，迫不得已時，還會吃人肉以及馬的胎衣……我甚至看見過他們吃虱子。他們說，‘既然它叮咬我的兒子，吸我兒子的血，我為什么不能吃它們？’我還看見他們吃老鼠。”乳制品是蒙古人的主食。一匹母馬每天能產2.56～2.84升馬奶，而每個蒙古騎兵配備五六匹馬。南宋孟珙所撰《蒙韃備錄》如此寫道：“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現代營養學已經充分證明，馬奶中富含的蛋白質和熱量，能夠保證蒙古兵獲得足夠的營養。正因為“吃所有能吃的東西”，惡劣的戰爭環境不再“惡劣”。根據在1253年訪問蒙古帝國的方濟各會修士盧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的說法，戰馬死于沙場之后，蒙古士兵會立即分割其尸體，把馬肉進行腌制，或者做成干肉，或者做成香腸，或者當時食用，或者熏制后留待日后食用。如果沒有馬奶和水可以飲用，蒙古士兵會飲馬血。現代科學表明，即便是流失體內三分之一的血，也不會危及馬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每匹馬能提供7.95升血，大約含有2184千卡熱量。當然，這只能是權宜之計。實際上，無水渴極之時，漢人騎兵也會刺馬飲血。除了自身攜帶以及搶劫而來的糧食，蒙古士兵還會通過獵捕獲得食物。“如出征于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對喜好圍獵的蒙古人來說，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由于史料有限，我們很難具體了解蒙古軍的醫療組織情況。依常理推斷，薩滿巫師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薩滿都有比較豐富的醫療知識。另外，既然天下巧匠都會被蒙古統治者征用，沒有理由醫生不會被征用，因為醫生和巧匠一樣，都能提升或者保持蒙古大軍的戰斗力。第十章?屠城與戰術蒙古大軍出征之前，往往已經掌握足夠的情報，比如敵方的兵力部署、資源部署、交通路線等，同時保證自身戰斗力處于最佳狀態。根據南宋孟珙的記載，蒙古“凡征伐謀議，先定于三四月間”，然后在端午宴會之時“共議今秋所向”，而后宗王將領“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啟行”。也就是說，蒙古大軍一般選擇在八月出兵，此時正好是兵強馬壯之時。美國歷史學家西諾爾認為，蒙古軍隊對作戰時間十分慎重，會對即將進行的征伐做出“非常細致的計劃”，并會制定“非常剛性的”時間表，而將軍們也會嚴格遵守此時間表。當然，此處所謂的“非常剛性的”時間表，不可能規定具體戰役的作戰時間，而是規定諸如大軍何時兵分幾路，各路軍又在何時何地會合。對于經常橫跨歐亞大陸作戰的蒙古軍來說，這種戰略安排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具體的戰役，蒙古將領往往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作戰步驟和具體戰術。他們主要使用下面幾種戰術。心理戰術《孫子兵法》有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說，讓敵人不戰而降，是上上之策。蒙古軍隊通過屠城或在鄉間大開殺戒的方式，實踐著他們所理解的這種“善之善者”的戰術。根據13世紀的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以及同時代俄羅斯的編年史記錄者的記載，蒙古軍隊很少有不屠城的做法。孟珙所撰《蒙韃備錄》寫道：“城破，不問老幼、妍丑、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不過，蒙古軍屠城并非只是“殺紅眼了”，而是有多種戰略考慮。比如，后勤上的考慮是，避免有限的資源被城內居民占用，避免他們為敵軍制造武器或供給糧食等。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過屠城制造的恐怖氣氛，可以震懾敵國其他地區的平民，動搖敵軍的抵抗意志。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如此寫道：蒙古人完全明白其人力和兵力上的不足，因此把“恐怖”作為戰爭工具，動搖抵抗者的戰斗力。投降而后又反叛的城市，比如赫拉特，是蒙古軍隊祭刀的對象。蒙古人無法派重兵駐守被攻陷的城池，因此，他們將可能制造麻煩的地區夷為平地。農耕國家的歷史學家無法理解這種行為，因為農耕國家發動入侵戰爭的目的，是獲得敵國的生產人口，即能創造財富的勞動力。[41]1221年，拖雷曾寬恕巴菲爾德筆下提到的赫拉特城，設置一名地方長官之后，蒙古大軍就離開了。不久之后，當地居民發動了起義，并殺掉了蒙古官員。于是，成吉思汗率8萬大軍再次攻克赫拉特后，將城中幾十萬居民幾乎屠盡，只有40人幸免于難。蒙古軍隊還通過夸大兵力以瓦解敵方的軍心。比如，1258年蒙哥入侵四川之時，僅率領4萬兵馬，但是對外則號稱10萬兵馬。有時則通過巧計，使敵軍誤以為其軍力頗壯。南宋彭大雅所著《黑韃事略》記載了這種巧計：“待其兵寡，然后則先以土撒，后以木拖，使塵沖天地，疑兵眾，每每自潰。”當然，根據情況的需要，蒙古軍有時也會隱藏自己的兵力，使對方因輕敵而上當。蒙古軍隊還會使用離間計，破壞敵人內部的團結。1241年4月，蒙古大軍入侵匈牙利期間，匈牙利突然有謠言流傳，說躲避在其境內的欽察人——尋求匈牙利庇護的蒙古人之仇敵——是蒙古人的間諜。于是，匈牙利人與欽察人的結盟被破壞，這種局面大大有利于蒙古軍。蒙古統治者會通過外交手段，拉攏互相敵對的一方，打擊另外一方。正如法蘭西騎士喬恩維爾所說，“蒙古人如果想與撒拉遜人交戰，他們就會游說基督教國家出兵，如果他們想與基督徒交戰，則會游說撒拉遜人作戰。”攻城戰術在蒙古帝國的早期階段，蒙古軍攻城能力比較弱。作為草原民族，他們經常因為爭奪牧場而與別的草原民族作戰，并不經常進攻農耕世界的城市。因此，無論是攻城經驗還是攻城武器都不足。不過，隨著臣服的農耕人才越來越多，繳獲的攻城武器也越來越多，這種不足逐漸得到彌補。正如孟珙所撰《蒙韃備錄》所言，蒙古軍隊“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也就是說，先攻打弱小的郡縣，獲得足夠資源之后，再進攻大城市。這里所謂的資源，主要是指勞力和俘虜。這些勞力和俘虜往往會有數萬人。按照十進制的原則，他們每十人分為一組。每個蒙古兵管理一組，指揮他們準備糧草，或者命令他們挖掘土石，填平將要進攻的城市外面的壕溝。如果蒙古兵認為某人工作效率低，就會“殺一儆百”，迫使其他人加快進度。有的俘虜會被當作“箭頭飼料”，用于分散敵人的兵力，以減少蒙古大軍進攻時的傷亡。有的俘虜則被要求挖壕溝、建堡壘，或按照工匠們的要求，幫蒙古軍隊制作攻城武器，比如云梯等。換句話說，這些勞力和俘虜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么死于蒙古兵的屠刀下，要么死于守城軍的防御中。除了前文介紹過的拋石機，蒙古軍隊還會采用火攻之計。比如，拉施特所著《史集》中提到，蒙古軍將士“用石炮拋射石頭，射箭，拋射裝石油的大玻璃瓶，奪得了三只〔巴格達護城河上的〕船”。根據柏朗嘉賓的說法，“他們甚至提取死于他們刀下的死者身上的脂肪，然后溶解它，將它扔進房舍之中，它遇火即燃，難以撲滅”。1209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中興府時，還因地制宜采用了水攻之計。《元史》載：“〔進軍〕中興府，引河水〔指黃河之水〕灌之。”最終的結果是，西夏君主李安全送去美女請求和好。如果敵方城池久攻不下，蒙古軍會在城外屯田，準備打持久戰。《黑韃事略》寫道，“相持既久，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后沖入”。蒙古大軍攻城戰的經典戰例，是1238年2月對蘇茲達爾公國首都弗拉基米爾的圍攻。蒙古軍首先是孤立這座城市，在其周圍修筑起一道墻，然后用拋石機和弓箭往城內發射石雨、箭雨或火箭，又驅使俘虜扛著攻城槌撞擊城門。蒙古軍攻入城內后，將王宮付諸一炬。佯退蒙古軍隊經常使用佯退的戰術。派出一支軍隊與敵人交戰，然后佯裝敗陣而撤退，吸引敵人進行追擊。而這支蒙古軍會一退千里，以拖垮追擊敵軍的戰斗力。當敵軍進入提前設好的埋伏圈時，多支蒙古軍突然從側翼殺入，與佯退的這支軍隊一起圍攻敵軍。上當的敵軍往往會全軍覆沒。在中國歷史上，以佯退而取勝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1217年，金軍攻打襄陽時，南宋將領扈再興就使用此計，與統制陳祥、孟宗政等分三陣設伏，誘使金軍上當而敗之。南宋彭大雅在《黑韃事略》一文中如此描述蒙古軍使用的這種戰術：“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城敗，逐北不止，沖其伏騎，往往全沒。”1223年，哲別和速不臺率領的3萬大軍，在第聶伯河一帶遭遇欽察人和羅斯國組成的8萬聯軍。于是，哲別和速不臺采取了佯退戰略，結果聯軍一路追趕達20天之久。在這年的5月31日，雙方在加爾卡河一帶交戰。此時，哲別和速不臺已得到主力部隊的支持，結果聯軍大敗。游擊戰采用這種戰術的蒙古軍隊，不會輕易與敵軍正面交戰，除非他們找到理想的作戰地點。在必要的時候，蒙古大軍會化整為零，以免被敵軍包圍，然后又在適當的時機化零為整，發起突然襲擊。正如《黑韃事略》所言：“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散迸，追之不及。”這種戰術能消耗敵軍戰斗力。在敵軍兵力占很大優勢時，采用這種戰術特別有效。由于擔心蒙古軍四面出擊，敵軍總是處于焦慮狀態。公元前217年，古羅馬將軍費邊（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用過這種戰術，擊敗了兵力占優的迦太基軍隊。這種戰術因此也被稱為“費邊戰術”。合圍戰術只要有可能，蒙古軍隊就會采用合圍戰術。有時候，蒙古軍會通過正面佯攻迷惑敵人，然后主力部隊再從敵人后方進攻。這種多方位進攻的方式，會讓敵人以為自己被包圍。而后，蒙古軍會故意放開一條路，于是，慌張的敵軍從此路倉皇出逃，蒙古軍則利用機會將其殲滅。《黑韃事略》如此描述這種戰術：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審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輕突敵陣，一沖才動，則不論眾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沖。再不能入，則后隊如之。方其沖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后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后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1241年，蒙古軍與匈牙利軍隊在紹約河交戰時，即采用了這種戰術，結果兵力并不占優的蒙古軍獲勝。
第三篇?入主華夏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常修德以懷遠，此則清靜致治之道也。——宋太宗趙炅（《續資治通鑒長編》）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以“中國最偉大的時代”來評價宋朝，因為它在工技發明、物質生產、政治哲學等方面領先全世界，印刷書籍、繪畫、文官考試制度等即是實證。但他同時也認為，宋朝存在一種“奇怪的反常現象”，因為“就在如此興盛的同時，內亞的外族侵略者，漸漸從軍事與行政上控制住中國的政府和人民”。費正清的觀點被記錄在《中國新史》一書中。毫無疑問，作為西方最權威的漢學家，他的觀點代表著西方學界的主流意見。顯而易見的是，費正清的表述是站在宋的立場，故而才會有“外族侵略者”的提法，而他所提到的“中國”二字，則有著更為復雜的內涵，似乎專指宋政權下的中國，又似乎是泛指地理意義上的中國，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后半部分觀點容易引起誤解。實際上，“內亞外族侵略者〔其中多數后來已融入華夏民族之中〕漸漸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的政府和人民”的現象，并非始自宋朝，如果以不太苛刻的標準來衡量，至少從唐代中期就已經開始。而且，在中唐之后，這種趨勢因安史之亂、黃巢起義而加劇，到了907年出現第一個高潮：正是在這一年，朱溫滅唐稱帝，開啟了五代十國的局面，而契丹人則在北方建立了遼。經常被人忽視的一個史實是，相對于遼而言，宋只是一個后來者，它建國的時間要晚五十多年。而唐留下的不幸遺產，比如疆土四分五裂、戰略要地丟失、北方游牧民族逐漸強大等，在給宋以建國機會的同時，又使其陷于威脅之中。最明顯的一個例證是，因為沙陀人石敬瑭將作為中原防御屏障的幽云十六州送給了契丹人，宋自建國的第一天起，就時刻處于北面遼的威脅之下。待黨項人逐漸強大并建立西夏之后，宋還得應付來自西北面的威脅。而西夏之所以能強大起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控制了河套地區。這塊地區處于東西方貿易的要道上，極具經濟價值；它的戰略價值則在于，它有著宋做夢也想擁有的資源：大牧場。唐本來擁有這塊要地，但因為戰略上的失敗，這塊地區先后被吐蕃人和黨項人占領，數百年與漢人政權無緣。待女真人于12世紀興起，建立金并迅速滅遼之后，宋在北方面臨的威脅更為嚴重。金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野蠻、愚昧和落后，實際上，其統治者的學習能力和治國水平相當高超。因此，作為后起之秀的金，立國僅十年之后就消滅了遼，隔兩年又終結了北宋，擄走北宋徽宗、欽宗二帝，以至宋廷偏安于臨安（今杭州），不得不與金劃淮河而治。當然，除卻這些客觀上的不利因素，宋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政策的失敗，使其居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經濟與技術實力無法轉換成相應的綜合國力，這是導致費正清所謂“奇怪的反常的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最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于，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盡管金與西夏的漢化程度逐漸加深，與南宋在文化上共性不斷增多，但三國彼此之間的猜疑和成見卻并沒有減少，而蒙古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宋、金、西夏之間卻仍在互相消耗。最終，在13世紀的六七十年時間里，它們被蒙古帝國各個擊破。第十一章?除西夏初露鋒芒蒙古人對西夏的入侵始于1205年，當時成吉思汗尚未統一蒙古諸部落。《元史》有載：“歲乙丑〔即1205年〕，帝〔指成吉思汗〕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對外征伐。史料中提到的“力吉里寨”，有學者認為位于今寧夏中衛，也有學者認為位于內蒙古居延海附近。至于所謂“落思城”，則位于今內蒙古臨河。成書于元代的《圣武親征錄》對此事也有記載，并且細節與《元史》的記載完全一致。波斯歷史學家拉施特所著《史集》對這次出征也有記載，但沒有提及“落思城”一事。《蒙古秘史》則索性沒有記載此事。至于成吉思汗出兵西夏的原因，《元史》等史料并沒有直接交代。不過，《元史·太祖本紀》提供了相關線索。據載，1203年王汗兵敗成吉思汗之后，與兒子桑昆一起逃亡，結果“〔王汗〕路逢乃蠻部將，遂為其所殺”，桑昆則逃入西夏，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安分守己，而是“日剽掠以自資”，最終“為西夏所攻走，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所謂“日剽掠以自資”，意思是說，每天搶劫以維持生計。至少從字面上判斷，桑昆在西夏停留了一段時日。因此，成吉思汗很可能認為西夏在有意庇護仇敵桑昆，故而才出兵討伐。前文提到過蒙古人的復仇傳統，凡是為敵人提供庇護的人或國家，都將被蒙古人視為仇敵，必然要起兵滅之。盡管西夏后來將桑昆驅逐出境，但這種做法并不足以影響蒙古人的態度。當然，成吉思汗也可能是以尋仇為借口出兵，意在探察西夏的虛實。我們必須考慮到的因素是，1205年，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已接近統一，其勢力范圍已與西夏接壤。對于好戰的蒙古人來說，要了解鄰國的實力，兵戎相見是最簡單的途徑。與此同時，戰爭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外交方式。正如本書第二篇提到過的，成吉思汗出兵之前的習慣是，收集盡量多的關于敵人的情報。因此，他出兵時必然已經知道，西夏是一個立國接近兩百年的國家。對于新興的蒙古政權而言，初試鋒芒便能擊敗一個成熟的國家，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并不在于劫得的平民和駱駝的數量，而在于它極大提升了蒙古人的信心，在于促進了蒙古諸部落的團結。符合邏輯的一種判斷是，至少在首戰擊敗西夏之前，成吉思汗不太可能有稱霸天下的想法，因為其時蒙古諸部尚未完全統一，而周遭的國家已經雄立至少百年，其戰備和資源十分強大，似乎很難與之抗衡。不過，1205年的初戰告捷，很可能成為一個刺激性因素，促使成吉思汗制定更大膽的戰略。而成吉思汗的幸運之處在于，他初試鋒芒的對手西夏，在與他交手的時候已經老朽了。大唐遺產西夏是黨項人建立的國家。《舊唐書》有載：“黨項羌……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后，黨項始強。”也就是說，黨項人是漢代西羌人的后裔，其民族在魏晉之后大為衰弱，有的臣屬于中原，有的則逃亡山野。在鮮卑人建立的北周政權（557—581年）滅了宕昌、鄧至之后，黨項人開始逐漸強大起來。黨項人與蒙古人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他們的兵力也以騎兵為主，黨項人起初也分屬很多個部落，大的部落有一萬多騎兵，小的有幾千騎兵，而且大小部落各自獨立，不互相統轄。黨項人也十分重視復仇。在除掉仇人之前，“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即過著蓬頭垢面、赤腳行路、粗食淡飯的生活，除掉仇人后才可恢復正常。在《舊唐書》編撰者后晉劉昫等人的筆下，黨項人“不事產業，好為盜竊，互相凌劫”。在《新唐書》編撰者北宋歐陽修等人的筆下，黨項人“俗尚武，無法令……然好為盜，更相剽奪”。黨項人尚武好利的特點，有助于我們理解其對唐、宋、遼、金等政權時降時叛、反復無常的態度。在北周（557—581年）及隋（581—618年）時，黨項人的活動范圍“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即今四川西北部及青海湖一帶。他們以放牧牛、馬、驢、羊為生，不從事耕種業。他們有時候反叛朝廷，有時候則投誠歸順，不時制造一些邊患。黨項人在唐朝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黨項多個部落相繼歸附唐朝。唐太宗在黨項設置了四個州，分別拜授各部首領為刺史。在唐代，刺史是從三品，級別比現在的副部級稍低。后來，唐朝在黨項地區設置了32個州，大約有34萬黨項人處于唐朝統治之下。不過，在唐高宗統治時期（650—683年），由于采取了姑息吐蕃——唐代青藏高原一帶的少數民族政權——的政策，使吐蕃勢力不斷壯大，乃至最終吞并了所有黨項人的領土。因此，從692年開始，有20萬黨項人內遷唐境，武周朝廷不得不設置朝州、吳州、浮州、歸州等10個州縣進行安頓，靈州（今寧夏靈武）、夏州（今陜西橫山）等州也有不少黨項人散居。安史之亂期間（755—762年），黨項人經常與吐蕃人勾結，不時發動反叛。到了765年，吐蕃已經完全占據隴右（河西與甘肅東部）。眼見黨項人的威脅越來越大，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唐朝禁止國內商人“以牛、馬、器械于黨項部落貿易”。799年，六州黨項從石州（今山西呂梁）逃往河西。他們之所以出逃，是因為不堪忍受唐朝永安鎮（今山西汾西）守將的騷擾，那里的守將無休止地向他們求取駱駝和馬匹，而朝廷又不制止。而守將之所以無休止地索取，是因為黨項人所在的地區，極適合牧養牛、馬、羊等牲畜。這塊地區還極方便進行貿易，以至于當時遠近的商人，都攜帶商品物資前來與他們交換羊馬。到了唐文宗當政時期（827—840年），藩鎮統領貪婪橫行，有的強買黨項各部羊馬，卻不支付相應的報酬，導致黨項部落困苦不堪。為了報復，黨項人在吐蕃的幫助下，侵擾夏州、鹽州（今陜西定邊）等唐朝邊境州縣。由于當時黨項人兵器鈍劣，畏懼兵器精良的唐軍，因此，他們用良馬換取鎧甲，用好羊交易弓箭，以至于宰相李石向唐文宗提議，禁止唐朝商人把甲胄及兵器帶入黨項部落。至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年），黨項部落更加繁盛，與此同時，藩鎮統領也更加貪婪，以至于黨項各部相繼叛亂，致使夏州、鹽州道路不通。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黨項賊寇入境搶掠邠州（今陜西彬縣）和寧州（今甘肅慶陽）。唐宣宗李忱（846—859年在位）派兵征討黨項賊寇，不出一月便將賊寇剿滅。不過，唐朝并不排斥所有黨項部落。黃巢起義期間（875—884年），唐僖宗李儼年幼（生于862年），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朝廷想倚重黨項人的力量平叛，于是任命黨項平夏部拓跋思恭為左武衛將軍，權知夏州、綏州（今陜西綏德）、銀州（今陜西米脂）節度使。盡管拓跋思恭被黃巢擊敗，882年，唐僖宗仍下詔任命他為京城四面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后又晉升他為京城四面都統，權知京兆尹。“賊平，〔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國公，賜姓李。”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朝廷讓他的兄弟拓跋思諫繼承他的頭銜和指揮權，并委任他的另外一個兄弟拓跋思孝擔任保大節度使，以及鄜州（今延安富縣）、坊州（今陜西黃陵）等州的觀察使，并兼任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此，唐朝對黨項平夏部的恩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黨項勢力逐漸強大的同時，吐蕃的勢力則在逐漸衰敗。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唐軍大敗吐蕃軍隊。之后，吐蕃王朝深陷內亂之中，以至走向全面崩潰。于是，吐蕃原先占領的河西地區，又重新回到黨項人手里。在唐朝得到發展機會的，除了黨項人，還有沙陀人。大中元年（847年），吐蕃、黨項與回鶻大肆劫掠河西，于是，唐朝討伐鹽州。在這次討伐戰役中，沙陀首領朱邪赤心受命擔任前鋒。868年，朱邪赤心又幫助唐朝鎮壓了龐勛起義。之后，唐懿宗賜他李姓，于是改名李國昌。923年，李國昌的孫子李存勖建立了后唐政權。之后的后晉、后漢政權也都由沙陀人所立。換句話說，統治中原的“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之中，有三個政權是由沙陀人建立的。937年，沙陀人石敬瑭當上后晉皇帝。為了得到契丹人的支持，他竟然將幽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947年改國號為“遼”）。沒有幽云十六州作為北面的防御要塞，是北宋受制于遼的最為重要的客觀原因。北宋懷柔五代時期（907—960年），黨項人勢力繼續壯大。他們控制下的河套地區所產馬匹，源源不斷地給他們帶來財富。《新五代史》寫道：“〔后唐〕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黨項馬最多。”通過馬匹貿易牟利的同時，在靈州、慶州之間活動的黨項人還經常犯邊，劫掠財物。他們經常劫掠經過其部落去中原朝貢的回鶻人，有時甚至將抓獲的回鶻使臣賣給其他部族，以交換牛馬。盡管對回鶻人的態度很惡劣，黨項人卻十分謹慎地處理著錯綜復雜的外交關系，包括與后唐、后晉、后漢等沙陀政權，與耶律阿保機于907年建立的遼，以及與趙匡胤于960年建立的宋。得益于黨項首領出色的外交能力，在五代相繼灰飛煙滅之后，黨項人的勢力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拓跋思恭家族的后人李彝興去世，朝廷授之以“夏王”的謚號。李彝興之所以能得到宋太祖器重，是因為他充分把握了機會。宋朝初年，天下仍處于混亂之中。北漢仍然對中原虎視眈眈，睿宗劉鈞（沙陀人）勾結代州（今太原西北）北面沙陀各部，入侵麟州（今陜西神木北）。李彝興命黨項軍與宋軍聯合抵御，擊退了北漢軍隊的進攻。史載，為了討宋太祖歡心，李彝興還向宋朝獻馬三百匹。宋太祖十分高興，于是找來黨項使者問道：“你們的主帥腹圍有多大？”使者回答說：“李彝興腰腹甚大。”太祖說：“你們的主帥真是有福之人！”隨后賞賜給李彝興一條玉帶。盡管宋太祖已經在乾德元年（963年）夏四月下詔，“禁涇〔今甘肅涇州〕、原〔今寧夏固原〕、邠〔今陜西彬縣〕、慶〔今甘肅慶陽一帶〕等州補蕃人為邊鎮將”，即禁止非漢人擔任這幾個邊境州的守將，但在李彝興去世后，太祖仍然任命了他的兒子李光叡執掌夏州的軍政大權。978年，李光叡去世，其子李繼筠嗣位。兩年后，李繼筠去世。由于李繼筠的兒子年幼，他的弟弟李繼捧接掌權杖。此時，黨項平夏部存在兩股勢力：以李繼捧為首的能夠容忍或支持漢化的勢力，以及以李繼捧的堂弟李繼遷為首的反對漢化的勢力。981年，李繼遷陰謀叛亂。失敗后，他在宋朝官員的幫助下，攜部下逃到夏州東北方牧場。次年，李繼捧向宋朝稱臣，并將夏州、綏州、銀州、宥州（今陜西靖邊縣東）獻給宋太宗。983年某月某日，夏州知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寶夜襲李繼遷，“斬首五百級，焚四百余帳”，并俘獲李繼遷的母親與妻子，但李繼遷和他的弟弟躲過一劫。此時，李繼遷年僅二十歲。他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物。通過與黨項南山部聯姻，并利用黨項各部之間、黨項與宋朝的矛盾，李繼遷的力量逐漸壯大。然后，他又與遼皇室建立了聯姻關系。989年，遼將義成公主嫁給李繼遷，并在次年冊封他為“夏國王”。在遼的支持下，李繼遷部多次入侵宋朝，與宋軍及李繼捧部交戰，雙方各有勝負。991年冬十月，李繼捧歸順遼國，被授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為西平王。994年，李繼遷突然向宋朝獻馬謝罪，還讓弟弟李廷信也獻上馬和駱駝。于是，宋太宗放松了對他的警惕。沒想到，兩年之后，李繼遷竟然搶了朝廷40萬石糧草。宋太宗震怒，親自部署將帥討伐，但沒有取得實質性勝利。998年，宋太宗去世，其子趙恒即位，是為真宗。宋真宗即位后不久，李繼遷再次上表歸順。真宗顯然沒有經受住政治考驗，他犯下了最愚蠢的一個錯誤：非但委任李繼遷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還委任他為夏州、銀州、綏州、宥州、靜州等州的觀察使、處置使等職務。李繼遷很快又反叛了，并于1001年攻破定州、懷遠、永州、清遠等戰略要地。次年，再攻陷靈州。1003年，李繼遷在靈州建都。正在專心應對遼的宋真宗派人與之議和，并將河西鄂爾多斯地區的銀州、夏州等五州割讓給他。就這樣，宋朝喪失了這塊可以牧養戰馬的戰略要地。正是在這一年，李繼遷去世，其子李德明即位，并延續與遼交好的政策。1004年，遼封李德明為西平王，六年后封他為“夏國王”。不過，隨著實力不斷增強，黨項人對遼的態度逐漸強硬。為了爭奪回鶻和吐蕃人手中的甘州（今甘肅張掖）、沙州（今甘肅敦煌）和涼州（今甘肅武威），黨項人與遼人的矛盾逐漸加深，但雙方通過聯姻的方式緩解了矛盾。1028年和1032年，黨項先后攻克了甘州和涼州。1032年，李德明去世，二十八歲的兒子李元昊即位。此前一年，遼將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1038年，李元昊正式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內憂外患大概從11世紀70年代開始，沙州已處于西夏的統治之下。到了12世紀30年代，西夏已占領青唐地區（今青海西寧）。在將鄂爾多斯五州割讓給西夏后，青唐成為宋朝戰馬的重要來源地。因此，對青唐的占領，意味著西夏掌握了宋朝需要的戰略資源，這讓它在隨后與宋朝的貿易往來中占據優勢。在李元昊治下，西夏頒行了自己的文字，在此之前，黨項人只能“候草木記歲”。李元昊還推行了軍事與行政改革。重要的措施包括：貫徹文官、武官分開任命的制度，籠絡漢族精英擔任文職，武職則由黨項豪族擔任；在全國劃定12塊軍事區域，設立12個監軍司分別進行管轄，以提高軍事和行政效率；規定十五歲至六十歲的男性都有服兵役的義務。這些措施提升了西夏的國力。根據《宋史》的記載，在李元昊統治的鼎盛時期，西夏兵力已達50萬之眾。這些兵力主要用來保衛邊境和內部戰略要地。比如，在黃河以北設7萬兵力以防備遼兵，在黃河以南洪州、鹽州等地設5萬兵力以防備宋軍，在甘州設3萬兵力以防備吐蕃和回鶻，在靈州、興慶府設數萬兵力作為鎮守。1044年，西夏打敗入侵的遼軍。得知消息后，宋于當年冬天與西夏達成和約，承認西夏政權，并“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金涂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1048年，李元昊去世，長子李諒祚即位時年僅一歲，于是國政由外戚操控。1061年，十四歲的李諒祚致信宋仁宗，“自言慕中國衣冠”，即表示喜歡中原漢族文化。盡管皇太后極力擁護黨項禮儀，年輕的西夏國主卻依然故我。這表明西夏親漢派力量有所增長。然而，1067年發生的事件，對西夏親漢派是個打擊。這一年，宋朝邊將奪取了綏州，導致西夏與宋朝之間矛盾加劇。與此同時，遼對吐蕃更有興趣，與西夏的關系逐漸冷卻。1068年，李諒祚去世，其子李秉常即位。秉常即位時年僅七歲，于是，其母梁太后攝政。西夏與宋繼續交惡。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雙方進行了多次攻防戰。為了與依賴黨項武將的母親梁太后抗衡，成年之后的李秉常與漢族官員越走越近。1081年陰歷四月，陜西籍的將軍李清勸說李秉常將河南以南土地歸還給宋。梁太后得知這個消息之后，誅殺了李清，并奪去了李秉常的政權。于是，宋神宗趁著西夏內亂的機會，以李秉常被囚禁為借口，大舉征討西夏。根據《宋史》的記載，從1068年至1082年，宋從西夏奪回米脂、吳保、義合等六個地區，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僅在靈州、永樂兩地的戰役中，官軍、熟羌、義保戰死者就達到60萬，花掉的錢、粟、銀、絹等物資更是不可勝計。“帝〔指宋神宗〕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于是，雙方達成和解。1085年宋神宗去世，其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次年六月，西夏請求歸還蘭州、米脂等地。盡管很多官員表示反對，哲宗還是聽取了蘇徹、司馬光、文彥博等人的意見，口頭上答應了西夏的請求。不過，哲宗實際上并沒有將這些地區歸還。一個月后，年僅二十五歲的西夏國主李秉常去世，將皇位留給了三歲的兒子李乾順，其母梁氏攝政，依然與宋時戰時和。從1088年陰歷三月開始，西夏加大了侵宋的力度。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西夏〕圍麟、府三日，殺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在此之后，宋開始反攻西夏，并取得輝煌的戰績，攻克了天都、會州等地，擴大了在青海的勢力范圍。元符二年（1099年）閏九月，宋攻克青唐，并將青唐改名為鄯州。此后30年，宋一直與吐蕃和西夏爭奪青海地區的控制權。面對宋的攻勢，西夏想借助遼的力量進行抵御。《遼史》有載，西夏先后在大安八年（1093年）六月、壽隆三年（1097年）六月、壽隆四年（1098年）六月多次向遼請援。從結果上看，遼顯然沒能對宋施加足夠的壓力。1104年，遼將成安公主嫁給李乾順。1125年和1127年，遼和北宋政權被滅后，西夏處于金的威脅下。至于金夏兩國關系，下一章將有詳述。由于李乾順長期在位（1086—1139年），其子李仁孝也在位長久（1140—1193年在位），西夏政局得以穩定。李仁孝去世后，其子李純佑即位（1193—1206年在位），而后繼任者是李安全（1206—1211年在位）。從李純佑執政末年開始，西夏處于蒙古的威脅之下。執殺國主1205年對西夏的勝利，加快了蒙古諸部的統一進程。次年，成吉思汗召集諸王群臣，在斡難河之源樹起了“九斿白旗”，“諸王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1207年秋，成吉思汗再次出征西夏，攻取了位于今包頭市南、黃河沿岸的重鎮兀剌海城。在黨項語中，“兀剌海”的意思是“穿越長城的通道”，換句話說，是通往中原的要道，極具戰略價值。這是蒙古軍第二次攻城之戰，由于缺乏攻城利器，歷時四十多日才攻下這座城市。與此相關的一樁懸案是，攻取兀剌海城之后，成吉思汗沒有繼續攻伐，也沒有馬上率軍離開。《元史》的記載是：“三年（即1208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意思是說，他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從西夏返回蒙古。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是，蒙古軍堅守兀剌海城五個月，最終因缺糧而不得不撤退。然而，這種說法成立的前提是，率軍堅守城池的是其他將領，而不是成吉思汗。理由很簡單：身為大汗，成吉思汗不會死守一座城池，做一件本該由守將做的事。因此，這種說法不能解釋成吉思汗在西夏長時間停留的原因。符合常理的可能性是：大汗選擇在這座城市過冬，同時進一步了解西夏國情，籌備下一次的入侵。一年之后的春天，成吉思汗再度征討西夏，并入侵了河西地區。這次出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蒙古帝國對外侵略的陣營里，首次有了非蒙古族勢力的加入。這股勢力是主動歸附的畏兀兒人。元代所謂的畏兀兒人，即是《宋史》里的回鶻人。如前文所述，黨項人曾經常劫掠回鶻人，雙方還經常為爭奪對青海一帶的控制權而大動干戈，這些都是畏兀兒人仇恨黨項人的理由。當然，畏兀兒人并非僅為了復仇而歸附蒙古，而是有更深的苦衷。遼滅亡前夕，契丹皇族耶律大石預見形勢不妙，于是從南京（今北京）出發，率部西征，希望能在新疆和中亞地區碰碰運氣。大概在1124年前后，這支契丹勢力在中亞建立西遼，也被稱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高昌（今吐魯番附近）、別失巴里（新疆吉木薩爾附近）等地的畏兀兒人承認了西遼的宗主權。然而，西遼派駐高昌的監國“驕恣用權，奢淫自奉”，讓畏兀兒人不堪忍受。他們一直希望出現另一股強大的勢力，可以借以制衡西遼的勢力。成吉思汗正是他們苦苦尋覓的靠山。《元史》載：“歲己巳〔1209年〕，〔高昌國主亦都護〕聞太祖〔指成吉思汗〕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欲來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即遣使入奏曰：‘臣聞皇帝威德，即棄契丹舊好，方將通誠，不自意天使降臨下國，自今而后，愿率部眾為臣仆。’”畏兀兒人主動歸附的時候，成吉思汗正在討伐乃蠻部太陽汗。太陽汗的兒子脫脫被射殺，脫脫的四個兒子本想投靠亦都護，于是先派使者前去接洽，結果亦都護將使者斬殺以示誠意。而后亦都護又與脫脫四子交戰。他最終贏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和賞識，并跟隨參與了攻打西夏的戰役。西夏國主李安全派太子率軍迎戰，結果被打敗，副元帥高令公還成為蒙古大軍俘虜。蒙古軍再度攻陷兀剌海城，并俘虜了西夏太傅西壁氏，以及將領嵬名令公。而后蒙古軍進逼西夏國都中興府（今寧夏銀川），采用了引黃河水淹城的戰術。不過，因為堤壩缺口導致大水外流，蒙古軍放棄圍城并退兵。退兵之前，成吉思汗派西壁氏入城談判，與西夏訂立了城下之盟。1211年，成吉思汗征討金。在得勝回撤的路上，再次向西夏進軍。根據《蒙古秘史》記載，西夏國主李安全很快就臣服了，并把一個名叫察合的女兒獻給了成吉思汗。李安全對成吉思汗說道：“聽見成吉思可汗的聲名，我已經害怕。如今你這有靈威的人親身蒞臨，因敬畏你的靈威，我們唐兀惕人愿做你的右翼。”但他同時又說：“我們是定居的，是筑有城郭的，即便做伴，在疾速的行軍中，在銳利的廝殺中，既追不上疾速行動，又做不到鋒利廝殺。”因此，他希望能夠經常進獻駱駝、毛布和鷹鷂。他很快就實踐了部分承諾，“從唐兀惕百姓手里科斂駱駝，拿來呈獻，多得都趕不動了”。1219年，動身征討花剌子模帝國之前，成吉思汗想起了李安全說過的話，于是派使者趕赴西夏，要求國主李遵頊（1211—1223年在位）兌現前國主的承諾，一起出兵征討花剌子模。使臣轉述成吉思汗的話：“你曾說過‘愿做你的右翼’，如今，回回截斷我黃金韁轡，我要出發前去折證，你做我的右翼出征。”李遵頊還沒來得及作聲，西夏權臣阿沙敢不譏諷道：“如果實力尚且不足，何必做可汗呢？”總之，西夏不肯出師援助，打發使臣離開。成吉思汗十分惱怒，他說：“怎能讓阿沙敢不這樣說！馬上計劃去征討他們又有何難？但是正在指向著他人的時候，姑且作罷。若蒙長生天保佑，緊握黃金韁轡，勝利歸來，那時再做計較！”1225年冬，成吉思汗結束西征，凱旋還朝。他很快就出兵西夏。關于這件事情的細節，主要有兩個版本。根據《元史》的記載，1226年正月，由于西夏庇護成吉思汗的仇人，即蒙古乃蠻部屈律罕的兒子，并且不派遣王子去蒙古做質子，成吉思汗親率兵馬進行討伐。在秋天之前，大軍接連攻克了黑水、甘州、素州、西涼府、搠羅、河羅等地。之后成吉思汗大軍進抵靈州。西夏國主李德旺（1223—1226年在位）因驚懼而死，帝位由其近親李睍繼承。十一月，在黃河邊再次戰勝嵬名令公大軍后，成吉思汗率部攻克靈州，然后駐扎在鹽州川。1227年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隊包圍西夏國都中興府，然后率軍繼續征討西夏尚未歸附的西部地區，相繼攻克積石州（今青海貴德）、臨洮府、洮州、河州、西寧、德順（今甘肅靜寧）等地。同年六月，中興府被圍困半年之后，西夏國主李睍出城投降。西夏滅亡。另一個版本更具戲劇性。根據《蒙古秘史》的記載，1226年的秋天，成吉思汗率軍征討西夏，隨軍出行的有后妃也遂夫人。在出征的路上，蒙古軍圍獵了許多野馬。不幸的是，因為坐騎被野馬群所驚，成吉思汗被摔了下來，而且傷得十分嚴重。于是大軍在當地過了一夜。次日早晨，也遂夫人說：“皇子們、將軍們自行商議事務吧，大汗夜間發了高燒，已經睡著了。”于是，皇子們和將軍們開始商議接下來的行程。其中有位將軍說：“唐兀惕人的城池和房屋又跑不掉，我們可以等大汗痊愈了再行征伐。”他的建議得到全體皇子和將軍們的一致贊成。待成吉思汗睡醒后，也遂夫人將部下的意見告訴了他。成吉思汗說：“唐兀惕人必會說我們膽怯了。我們要派使臣前去。我就在這里養傷，等問明白他們的回話后，我們再考慮是否撤兵吧！”于是，使臣前去傳話西夏國主：“以前，你們的國主曾經說過，‘我們唐兀惕人愿做你們的右翼。’因為你們做過這個承諾，所以，當回回不肯議和之時，我派人去叫你們出兵，你們卻不肯實踐諾言。你們非但不出兵，還以言語譏諷。當時因為另有所圖，我決定以后再向你們對證。蒙長生天庇佑，現在征討回回的事情已了結，已經將回回百姓納入正軌，現在來向你問個明白。”西夏國主李德旺回答：“我沒有說過譏諷的話！”阿沙敢不則挑釁地說：“譏諷的話是我說的。你們蒙古人慣于廝殺，如果你們想與我廝殺，我在賀蘭山住帳篷氈房，那里有駱駝，你們可以來賀蘭山找我，我們在那里廝殺！如果你們想要金、銀、緞匹、財物，你們可以指向寧夏西涼！”使臣將這些話一一據實回報。此時，成吉思汗的發燒癥狀尚未好轉，他說：“好！人家說出這樣的大話，我們怎可撤退！死也要去對證這句大話。長生的上天啊，由你做主吧！”于是成吉思汗親自率領大軍進抵賀蘭山，在那里與阿沙敢不展開廝殺，最終擒獲并處決了后者。成吉思汗下令將賀蘭山所有的帳篷、氈房、百姓等一概“如揚灰一樣地摧毀”。他下旨：“把那些勇猛健壯的唐兀惕人統統殺掉，軍士們可以捉捕其余各色的唐兀惕人收為己有！”在此之后，成吉思汗又率軍攻克兀剌海城和靈州城。大軍進駐靈州城之后，西夏國主李睍前來拜見成吉思汗，并獻上九類金銀器皿各九件、九九八十一名童男童女、八十一匹騸馬駱駝以及其他九九之數的寶貝。西夏國主拜見之時，只能立于成吉思汗房間的門外，門簾一直是閉著的。成吉思汗對部下說：“因為敵人口出惡言，我們才督師前來。蒙長生天增加力量，我們終于把敵人征服，冤仇得報！”《元史》和《蒙古秘史》都沒有交代西夏國主李睍以及中興府的命運。根據瑞典人多桑（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所著《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病逝于西夏投降之前，即1227年陰歷六月之前。他在彌留之際曾囑咐諸將，死后要秘不發喪，待西夏國主出城來謁時，“執殺之，并屠其城民。后諸將果如命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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