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顧：頭條專欄

1982年底到次年的第一二季度，昆明軍區“推進干部年輕化”的步伐可謂驚人！可以說對全軍都產生了超乎尋常的影響，當時印象是“一刀切、步子大，開了全軍的先河”。營以上干部凡進上級“班子”將超齡和無高中及以上文憑的，基本都安排離休、退休和轉業，謂之“一刀切”。適齡又有高中及以上文憑的通常提拔為軍、師、團主官或進入“班子”成員，其中相當部分干部得到越級甚至越兩級提拔任用，故為“步子大”。這期間軍區突出對年輕干部大面積的任用，在全軍范圍內絕無僅有，為“開了先河”。

當年軍隊將加強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三化建設”目標列為首要任務。時任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同志針對軍隊干部“青黃不接”的現狀，要求大膽任用年輕干部，盡快將年輕有為的干部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據說小平還曾對時任昆明軍區政委的謝振華有過交待，讓其大膽提拔和敢于破例任用年輕干部，所以昆明軍區當時在全軍率先邁出“破格任用”年輕干部的步伐也是情理之中。

1982年底，軍區首先調整師團作戰部隊領導班子。謝政委親自帶著干部部的人，帶上花名冊幾乎走遍各師、團部隊，直接同“有文憑又年輕”的軍官們見面談話，從中選拔甚至就地任免干部。打破了逐級黨委議定，再報軍區審批任免的慣例。到次年三四月間調整軍級單位領導班子時又從剛任職不久的師職干部中產生，所以有的干部在師的職位僅三四個月就又被提升到軍的職位。部隊中即出現年前才由團長、團政委提拔到正師或副師職崗位，次年初又升任副軍職的狀況。數月內多人出現“連升三級”而且是軍旅人很為重要的“三級跳”，足使區內干部們嘖嘖稱奇！軍、師、團類似大面積的干部任免調整，涉及所有干部的進、退、走、留，一時間在干部隊伍中引起了轟動效應。因而難免流言較多，甚至有“走和留、上與下，全憑謝政委一句話”的傳說。事實也是有相當一批年青干部走向新的重要崗位，同時也有大批“老革命”與超齡干部面臨離、退休和轉業。特別是老八路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老干部，若進不了軍師級班子的都將面臨離休。由于干部隊伍的大變動和進、退、走、留引起的心里落差已顯而易見。

大刀闊斧的干部調整，也的確將軍區內的“干部年輕化”推進了一大步。一則當時部隊團以上領導層年齡老化嚴重，文化不高、知識面窄等已成影響部隊建設的阻力，確實需要大批俱有時代活力的年輕干部予以替補。再則多年積壓下來“干部老齡化”的問題也需要打破條條框框才能推出新人，也才能適應新時期部隊建設發展的需要。

干部人事調整后軍區內30歲左右的團級、40上下的師級、50左右的軍級干部不在少數，也充實了各級班子年輕化知識化的生動活力。更可喜的是這批新上來的年輕干部基本都經歷過自衛反擊作戰的實戰鍛煉！這也是昆明軍區得天獨厚的干部資源優勢！其中我們軍引人注目的就有何其宗、楊德福、廖錫龍、喻忠桂、蒙進喜和舒玉泰等走上了軍和師的領導崗位。由此除軍長馬秉臣和政委曲明耀為“老八路”外，所屬三個師新班子中已不再有建國前的“老革命”了。原各師“老班子”中的六位師長、政委就有兩人提升為副軍職，三人直接升正軍，僅一人離休。軍九位老首長中一人平調，四人提升，四人離休。使當時軍區范圍內幾個軍級單位幾乎都有11軍去任主官或副職的領導。相傳“11軍就是出干部”！為此感嘆或與之噓聲不少。

出干部多，其實是這支部隊健康發展的必然。從11軍組建伊始，軍黨委、特別是首任軍長董占林就再三強調新部隊必須加強團結，克服派性（包括山頭）為首要！還親任隊長組織師、團、營、連長們“五長集訓”，狠抓戰備訓練與準備打仗為目標的作風和紀律建設，打好了基礎。雖然后來仍受文革不小影響，但粉碎“四人幫”后又在老紅軍陳家貴軍長和老八路張琦政委帶領下很快擺脫干擾，再現團結奮發、準備打仗的新氣象。特別在自衛還擊作戰中，11軍這支新部隊在軍區主要方向的側翼獨立作戰，仍因戰績顯著而士氣聲威大振。此后接任陳軍長的王爭軍長務實謙和，部隊上下更趨團結齊心，終致在這次推進干部年輕化中頗受其益。故我認為“領導班子團結心齊，部隊作風好，就出干部，就出戰斗力”。

軍機關同時期也經歷了干部大調整，部門領導和各處正副處長無一沒有變動。司令部當時10個處就有作訓處章仕奇、軍務處王繼銘和直政處方文安，他們三位建國前后參軍的老處長直接升任了軍區訓練部長、軍副參謀長和軍后勤部政委的正師職。通信處長孫均發任臨滄軍分區副司令，機要、工兵處長離休。炮兵、防化與管理處長轉業。處長缺位的部分由機關產生，多數從部隊選調充實。我則因偵察處一直缺處長，便由副升任處長。還因戰后增編了駐楚雄軍坦克團隨之有了裝甲兵處，此時軍司令部在編達11個處。

我雖只是提了一職，但自己很滿足。畢竟進入正團、比過去歷任處長及退下去的老革命們在這級職位時都年輕了許多。同時“以副代正”處長就兩年出頭，應該知足。還剛新組建了直屬營級單位的“技術偵察隊”，這個編制對軍這級戰役集團的偵察情報工作是重要加強！軍區在指派技術偵察大隊骨干楊根來任隊長時、我處參謀張學寧也得以升任教導員。特別是陳才貴和張鎖兩位副營職參謀，此次都能提兩職分別到32師和33師去任偵察科長，作為他們的領導我已經很有成就感了。

各級領導班子和機關人事調整后部隊作戰任務沒有變，而且日趨緊迫。1983年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度，為掌握邊境偵察作戰情況和“拔點作戰”備戰需要，我常在部隊和楊萬、董干前線奔波，以至同時入伍的老鄉戰友曾祥富來軍政治部任群聯處長近半年了，也只見過一面。軍機關人們則戲說：偵察處長神出鬼沒的時候，就是又要打仗的信號了。

新任副軍長何其宗四川南充人，1960年入伍后在54軍130師當過時任師長董占林的警衛員，參加過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當年我調來偵察處時他是作訓處參謀，共同在軍司令部到1978年我去南京上學，當年10月他即去93團任副團長兼參謀長，反擊戰后任92團團長，軍事學院畢業即任33師參謀長。這次干部調整他先任31師師長，很快又任副軍長。還因新任軍參謀長鐘理明上任即離職去軍事學院學習，何則在分管戰備訓練的同時還主管司令部工作。他對戰備訓練抓得很緊，自然針對可能的邊境戰役、戰術演習不斷，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成功組織軍帶各師機關首次嘗試“無想定與無原案”的室內戰術對抗演習，得到軍區肯定后又經總部推廣全軍，這也成為當年何抓訓練的一大亮點。

11月，軍師首長機關“室內戰術對抗演習”中，我與31師原參謀長何建國充演“藍軍”，與何副軍長為主導的“紅軍”對抗。我們集對“預設敵”的研究成果，傾其所能地將敵戰術思想、作戰特點在對抗演習中充分顯現，于紅軍爭奪勝利增設了不少難度。以至馬秉臣軍長多次對我發問：為什么要出這些情況？為什么要這樣出情況？根據是什么等等。而我都能比較詳細地回答，也使連續三晝夜的對抗演習更加有聲有色。演結時馬軍長還專門對“藍軍組”給予了表揚。后來回想這次演習中馬軍長可能是在有意考察我，不然他怎么會多次到“藍軍工作室”追根溯源地反復提問？并且只對我而不問何參謀長呢，這次演習可能對我不久后的升遷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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